1947年夏季，以刘建绪为主席的福建省政府在永安县举行福建省康乐新村开幕典礼，刚从战时首都重庆归来的闽籍海军宿将萨镇冰应邀参加。会议地点在东坡的康乐小学礼堂，会议气氛相当隆重.刘建绪以下的有关厅长，如民政厅长高登艇、财政厅长丘汉平、教育厅长李黎洲和福建省银行行长等都专程从福州前来参加，加上新闻单位用车，与会吉普车和各类小轿车足有十来部。为介绍康乐新村的性质、结构、创办过程和发展前景，村理事会专门印发一套（4本）小册子，供与会者参阅。当时我作为村童代表 也分得一套，参加工作后放在家里，惜在“文革”中全被烧毁，至今为憾！

会议在刘建绪致开幕词后，就请萨镇冰讲话。当时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年级大而人不老，瘦长个子，背不驼，肚不凸，军人风度犹存，话声稍慢，普通话讲得挺标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本人今年八十八岁。”接着，就讲他刚从重庆回福州，就被刘建绪请来参加开幕典礼，感到十分高兴！他认为，刘建绪的创办康乐新村，可以与左宗棠的创办马尾船政局相媲美，是又一个在闽主政的湖南人，在福建留下同样光辉的成绩。话虽不多，却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迄今我记忆犹新。

康乐新村开幕后，萨老因病在永安疗养，住在当时曦和路（或新街）的东南旅行社。同年初秋的一个星期日上午，“黄委员”（康乐新村理事会主席黄坚，当时在康乐新村，大家都这样称呼）亲自来到小学校门口找我，要我下午跟张校（兼育幼所主任张森元）去慰问萨上将（即萨镇冰），具体已交代过。

下午约2点钟，我从山上的第三宿舍下来，迎面碰到张校长，他招呼我到传达室拿一小篮鸡蛋（约几十粒），就跟他从校门外小道，沿燕江经第一桥（可通汽车的木桥）往城里走去。路上，张告诉我，他已经去过多次。这一次，是以我为主，作为“村童代表”去的，胆子要大一点。不多久，两人便到了门口挂着油漆竖牌的东南旅行社。经过通报，萨老就在寝室的一个小客厅里接见我们。

当时，萨老只穿套睡衣，坐在厅中间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拿张康乐新村理事会出的《晨钟》（油印小报）。在张校长上前与萨老握手后，我把鸡蛋放在一旁，也向他恭敬地鞠一个躬。他示意我俩在左边的一套木沙发上坐下。接着，张校长就向他作了介绍。说：他（指我）就是刚从康乐小学生考上省立永安中学的原小学“燕山乡乡长”，现在作为“村童代表”向您表示慰问，所带鸡蛋，都是村农场自己生产的，请收下并给指示！说时，萨老看我有点紧张，便温和地将话岔开。问我：“这小报上登的‘连中三元’的，就是你吗？”我答：“是。”“什么叫‘连中三元’？”张校长接下去，说：“就是他在本校毕业考试、全县毕业班会考和投考省立永安中学的考试，都获得第一名。所谓‘连中三元’，只不过是借用前人说法，以激励后进而已，并没有别的意见。”萨老接着问我：“你是哪里人？”我答：“霞浦人”。他说：“哦！霞浦过去称‘福宁’，我到过。你的家在城关还是乡下？”我答：“我家在南乡沙洽。那里无田靠海，主产海蛎，年年都运到福州卖；还晒蛎干，远销香港及南洋各地。”萨老笑着说：“海蛎很好吃，我也爱吃。难怪你长得聪明，能‘连中三元’。现在你讲一讲你们几个人在永中读书的情形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接着，我就把我们考上永中的6个村童的学习情况作了简要汇报。我说：“我们同班6个村童考上永中后，都当通学生，仍在原来住的第三宿舍住宿，并在村童大食堂吃饭。育幼所给我们很大照顾，给予调整寝室，单独开一桌，不参与小学校友的‘军事化’活动。因为我们学校的作息时间与小学不一样，特别是早晨，我们要步行3华里赶到学校参加升旗仪式，经校长（我用手指张）特准，我们可以先到厨房盛饭、菜用餐；另是，按学校规定，每个初中生天天都要穿‘童子军’服，村里只给我们各发两套用卡其布染成的黑中山装，因为理事会与学校联系过，于是每逢学校集体活动（如升、降旗），我们6人都另列一队，虽有个别同学讥为‘乞丐队’，我们都毫不介意；讲起来，最大困难当是，因为我们报考永中时间较晚，学校只给我们3个公费生名额，也就是我们享受的全是‘半公费’，而村理事会给我们购的课本，也是两人一部，……。”（讲到这里，张校长示意我不要说。）萨老立即插话，说：“哦，6个人发3部书！你们在教室里，是不是都两人同一张课桌？”我说：“是两人同一张课桌，但我们6个人都没有两人同在一张桌的。”萨老说：“读书，读书，一个人没有一部课本，怎么读法！你上面讲的因为没有‘童子军’服被被另列一队，你们都毫不介意，这是有志气的表现，但一个人读半部书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说到这里，我怕萨老累坏身体，便告辞回校。到了下一学期，我们6人全部享受“全公费”待遇，并真正有了“一个人一部课本”。但这与萨老所说“要解决”的话，有无直接联系，我没有深究。

作者：汤鸣统

单位：福建省霞浦县老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