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六月，我结束了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英语系的课程，看到了系主任凯斯比尔先生转来的学生期中评估(相当美妙的评语)，心情大振，开始了向往己久的环绕美国之旅。和我合作的桑德拉教授开着车子把我送到了机场。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候机大厅里面闲谈。桑德拉教授是个女权主义者，曾经跟随丈夫马可先生在香港教过大约八年书。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花木兰式的英雄相当崇拜，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性。她是犹太血统，善于理财是不必说的。在美国有许多可以省钱的事，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她已经替我想到了。这次来机场，她提出由她开车，既是友好，也是为了替我省去至少十美元的出租车钱。她没有明说，我心领神会。

忽然扩音器里传来一则通知：由于工作不慎，本次航班多卖了三张票，如有旅客自愿推迟一天出发，航空公司方面将立即奉上三百美元支票。我不免心头一动。看看美国女教授，却什么表情也没有，也许是我听错了吧。我对自学的英语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只好把胸中的骚乱姑且镇压下去。

不久，广播又响起来，这一回千真万确，只要推迟一天，立刻获得三百美元。又看看美国女教授，仍然是一脸的漠然。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国——平静无事。第三次广播以后不久，我绝望了，只好随大流登机。

三分钟的路程，我竟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感觉。每一秒都有希望，可是每一秒都是更沉重的失望。当我多么期盼这位平时善解人意的，善于理财的美国女性，能够向我看一眼，以表示征询，让我有个机会，作犹豫不决状，作认真沉思状，作极不愿意状，然后她再以犹太美国人善于算帐的精明，热情地为我打算：比如，我住的那间公寓，一个月也不过二百美元，一个月的伙食，也不会超过一百五十美元，从旧金山到中国厦门单程的机票，在减价期间，也就是三百美元左右。何乐而不为呢?而我则从容不迫地，装作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由于被怂恿着、被推操，勉强地、被动地，虽然反抗，却力不能胜地，走向机场办公室。由于她不容分辨别地代为说明，我迫于情势，别无选择，考虑了机场方面的窘境，由包围着我的美国人反复恳求，包办代替，我不得不勉强同意。我甚至想象出机场办公人员，满脸的微笑，以及握手时弓着腰的姿态来。

然而，这个死女人，平时尽管心窍玲珑，这时却形如枯木，心如死灰，脸色比修道院里的洋尼姑还要缺乏生命。

上了飞机，广播还在响。我的心脏变成了一面鼓，每一声广播都引起我从腹部到臀部的强烈震动。可恨可怪的是，美国乘客大都把脸埋在报纸里，简直是像在看《花花公子》那么入神。发动机开始幸灾乐祸地哼哼起来，好像在嘲笑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三百美元，相当于二千多人民币，相当于一架收录像机，甚至是一架电视机的价钱啊，就这样泡汤了。如果拿了这三百美元，我在黑人乞讨者面前潇洒地丢下五美元一张的钞票，整整可以丢六十次，如果丢一美元，那就是三百次。

看那些美国人，本来是最坦然地为了每一个硬币而据理力争的，可今天却一个个无动于衷的样子，不知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难道就是为了和我这个中国人作精神的较量，难道他们就放弃了美国作为立国之本的实用主义?僵持就是痛苦，而且埋伏着失败。我实在不能甘心这样煎熬，就对身边的一个美国人说了这事，这个家伙立刻以乔丹空中投栏的灵敏，从座位上跳了出去，连给我道谢一下都来不及，还抢在一位女士的前面接过三百美元的支票。粗野的美国人哪，完全没有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这个粗野的西部牛仔的后代，临下飞机还向我回过头来，吹了一声口哨。这声口哨一来应该是我对他吹的才对。却让一个老美白拣了个便宜，恢复了他失落了的实用主义。

我那没有吹出来的口哨，可能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

马克思说，科学最高形式是数学，那么，要科学在表示我这次的精神损失，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方程式：在等于符号前面是他的口哨，在等于符号后面是我的面子。后面再加一个等于符号，最后的数字是三百美元。

是他的口哨的价值太贵还是我的面子太便宜了呢?

但是，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此后，每当我为一件比较贵重的衣物的价格而犹豫的时候，一想，不过是几百块钱的一件T恤衫，何必为之斤斤计较呢，老子连三百美元都不在乎!在许多人的瞪目诧异之下，战略决策就确定了，一件名牌衬衣的发票就很潇洒地到了我的口袋里了。

有一次到澳门去开会，时间紧急，要从广州机场打的去珠海。主办会议的朋友告诉我，从珠海到澳门的的士费，不会超过四百元人民币。我遇到的第一个的士，开价六百。显然太离谱；等到第二个，我装作很老练的样子说：打表吧。对方欣然同意。脸上还露出狡诈的笑容。谁知，接近珠海时表上已经超过了五百。到了拱北海关，还要加上过一路关卡的买路钱，竟高达八百。我点着钞票的时候，眼角看到那司机狡诈的笑容。虽然多少是有些心疼的。但是一想到老子连三百美元都无所谓，还在乎这三四百块钱人民币的差额吗?心情就像澳门的海面一样开阔起来了。再看那司机狡诈的笑容，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了。

一次吃亏的感觉变成了多少次心理治疗的良药，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了，除此之外；它还能成为和朋友在一起吹牛的资本，大笑的主题，由此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了多少，还有我的寿命由此而延长了多少，这可是一个尖端的科学研究课题，这是我终生都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