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论语》中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
发布时间:2016/7/11 10:43:19“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107次,并且在所有二十篇中都有出现,在开篇第一章和最后一篇最后一章中都提到了“君子”,是《论语》中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实际上,孔子当年办学,所创办的学校就是培养“君子”的学校,孔子就是“君子之师”,孔子之学就是“君子之学”。而在近百年的儒学研究中,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礼学”和“仁学”。本文不避浅陋,提出孔子“君子学”的概念,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所谓“君子”,从字面上看,由“君”和“子”两个单字组成。“君”,按《说文解字》:“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段玉裁注云:“尹,治也”;下面的“口”,表示发布命令。因此,“君”的本义应为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包括“国君”以及“家君”等。“子”,在古代是对男子的尊称。其本义是“初生”,故后来借用为阳气初生时的时间单位——“子时”。“子”后来也泛指后代,包括儿子、子女和子孙等。“君子”合起来指“君”的后代,当时是一种尊称,意为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成员,突出的是其“位”,是当时的“在位者”即统治阶层成员的通称。
孔子的贡献,在于对“君子”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使之成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专业管理者。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因此,当他的学生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门以后,孔子评论道:“樊须真是个‘小人’!在上位者重视礼制,民众就不会不敬上;在上位者重视公义,民众就不会不服从;在上位者重视诚信,民众就不会不动真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四方的民众就会背着子女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这里的在上位者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民老百姓,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区分,而只有地位上的上下差别。
那么,居于上位的“君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位呢?据《论语·宪问》记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子这里在对南宫适的称赞中,明确把“君子”与“尚德”联系起来。“君子”者必“尚德”,“尚德”者必“君子”,“尚德”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内在本质,应该拥有的高尚品位。
因此,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必须具备“尚德”的品格,做到“德位一致”,这就是孔子界定的新型“君子”。据《论语·先进》记载: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透露了一个历史事实:在孔子办学初期,跟从他学习的实际上是那些并没有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郊野平民;只是到后来,孔子名气大了,那些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贵族子弟们,才投到孔子门下。而孔子本人是“有教无类”,他的理想就是,既要使“有其德者有其位”,也要使“有其位者有其德”。二者之中,孔子更重视前者。正如萧公权先生指出:“(君子)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四个可以称之为“君子”的榜样。第一个是尚德遵道的南宫适(南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参见《论语·公冶长》)第二个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第三个是实行德政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四个是遵道而行的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在这四位被孔子所敬重的“君子”中,前两位是孔子的学生,属于“修德以取位”的一类;后两位则是在位的官员,属于“就位以修德”的一类。这些人,为孔子所致力于培养的“君子”的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孔子对“君子”概念的创新及其价值所在:第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其基本含义是有位有德的管理者,包括“先进于礼乐”的先有德而后有位者,以及“后进于礼乐”的先有位而后有德者。第二,孔子把“尚德”引进“君子”的内涵,打破了传统贵族依赖宗法血缘关系对国家管理职位的垄断,为平民参政大开方便之门,是孔子的伟大创建,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一样,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具有现代性。后来荀子则提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荀子·性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早在隋唐时期就建立了“科举制度”,后经英国借鉴,建立“文官制度”——而后者正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滥觞。第三,孔子所界定的“君子”,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另一方面,“君子”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楷模。经过千百年的演绎,第二重属性逐渐被强化,直至成为“君子”的唯一内涵。今天,我们在用“君子”人格进行道德建设的同时,适当回归“君子”的原本内涵,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重属性,这对于提升社会管理者的道德水准,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政治文明,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