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八年月十九日（公元1848年9月16日）。一代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乡演下村（今瑞安市陶山区潘岱乡砚下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后名诒让，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入翰林，历官中外垂二十年。

孙诒让的治学是由父亲发蒙的。他五岁时即随两亲居北京，从父读书识文义。九岁，受《周礼》，十岁即旁涉群籍，日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咸丰八年（1858），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知府，他才从北京返归里门。年十三，治校雠之学，即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十六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的家法。年十八复著《白虎通校补》一卷。到了廿六岁，便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他在治学道路上，尝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浏览，久之，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可见他幼承家学，从少即打下坚实基础，到后来博极群书，其所以著作等身，学术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专攻。他十九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式同治了卯科举人。但后来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自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五年（1879）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的垂爱，获益不浅。他对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绳诸家，走的是正统的朴学道路。光绪元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之后，由于父亲的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个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时任安徽按察使的父亲身边，仍埋头做他的学问。

此后，孙衣言调官湖北、江宁布政使，他都随宦在侧，由安庆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绪五年（1879）秋，孙农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随之返居乡里。中间除遵父命曾一再晋京应试与因参议学务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从事撰著，杜门不出。晚岁，并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中外大臣陈宝箴、瞿鸿*、张百熙、康景崇、端方、张之洞等先后三次举荐，均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撰，也都坚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子家，终年六十一岁。从孙诒让十三岁开始撰著到卒前犹撰就《尚书骈枝》一书来看，其学术生涯，长达四十八年。计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人《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草创未就者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

治学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均能创新发明，迈越前贤。他的学术研究门径，是建立在校雠学和文字学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语言解释古人的著作，不牵强附会，不泥从成说，古籍中的许多误字、疑义、错简，经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拨云雾而见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经书，他继承的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学风，以为研究经书义理和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义，针对今之时弊，见诸施行，以收成效。通经致用，讲求事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

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

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遂撢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