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是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或是主观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麽地方“隐”，这就叫做“隐士”。隐士和官僚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一对面貌不同、服装不同的孪生兄弟。虽然这一句话有些尖酸也委屈某些愤恨官场、誓死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人。官僚退而成隐士，隐士出而成官僚。这一进一出，恰是说明官僚和隐士的天然连接。这两个兄弟，哥哥当了家之后，因为要维持整个家业，不得不稳重精明起来。弟弟虽然也同是有才，不过或不喜当家的生活或是因为在争地位时拜下阵来，转而选择了其他的发展方向。

隐士的历史和官僚的历史一样久远。写古代隐身的材料大致有《后汉书•逸名传》、《晋书》《唐书》、《宋史》《明史》里的《隐逸传》，《南齐书》有《高逸传》，《清史稿》有《遗逸传》，嵇康、皇甫谧有《高士传》，袁淑有《真隐传》，在谨慎相信古代材料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最开始的隐士算是巢父、许由、王倪、善卷等人。商朝末期出现过三个大隐士，即姜太公和伯夷、叔齐。春秋时代的隐士，据《左传》记载有介之推，后面说“寒食节”的由来跟他有关。春秋末期的隐士，据《论语》记载有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战国前期著名的隐士有段干木，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和庄子也可以算是隐士。秦末汉初的隐士著名的有商山四皓。这些人物在此只列其名，不做细说了。这些隐士的政治态度，以厌恶官场，不与现实统治者合作居多。人少，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这引起了许多官僚与士人的不满，不少人纷纷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在当时几乎成了社会问题。所以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后，很自然地就做了“举逸民”的工作。这些还只是因为王莽篡位的单个事件引发的集体隐逸事件，然而到了东汉后期隐士的大批出现则是与一种时代潮流、一种社会风紧密相关了。东汉后期由于前后两次党锢之祸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杀戮、禁锢、排挤，这在当时许多人心中都产生了阴影。在加上西汉以来“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逐渐被东汉的门阀制度所堵塞，儒家思想被抛弃，道教佛教思想大肆泛滥起来。接着东汉末年，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时期。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倾向：一种是颓废没落，沉湎于酒色荒淫；一种是服食炼丹，幻想着飞举成仙；另一种则是脱离人世，钻入深山野洞当隐士。

这是中国隐士的黄金时期。不仅在野的文人大夫喜欢当隐士，而且现任的官僚也喜欢以“隐士”标榜。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种情况在之前可能会被诟病为“尸位素餐”而在魏晋时期或以后则被视为“清高”，而那些操劳国之大事者则被认为“庸俗”。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当时社会动荡，政权变更引起的政治恐慌不无关系。当时著名的文人如孔融、杨修、何晏、嵇康、陆机、郭璞等，都死在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中。为了躲避迫害，许多人躲到深山当隐身去了，如孙登；有的离不了官场，便喝酒吃药谈玄，反正不参与政治瓜葛，比如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也认为自己是隐士，而且调门很高。认为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朝堂。

冲着这一股潮流，隐士的队伍急剧增大，里面也充满了滥竽充数之辈。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对他们“开明”的原因大概，一是当时的隐士与朝廷对抗的已经越来越少，多数都是些庸碌之辈、沽名钓誉之徒，对朝廷也构不成威胁。其二是这些人标榜自己不想做官不想争名夺利和朝廷里的那些人形成了鲜明对比。统治者表彰这种人、提倡他们的这种行为出世。这对于朝廷那些贪婪的野心家们是一种讽刺、一种针砭。这就是历代“正史”之所以大都写有“隐逸传”的原因。中国隐士最受宠是在唐宋，之后也就不那么兴盛了。

隐士归隐的原因五花八门，隐士的面貌也形形色色。一个本该做官却又不做，本来好好做官，却有非要离开。这里面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政治黑暗，世道混乱，或者虽然不能说是政治多黑暗，但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异族统治者，有些人对这种社会现实看不惯，不想与现实的统治者合作。

2、 避乱远害，以求身家性命的安全。

3、 一些人在官场屡经坎坷，最后碰的头破血流，心灰意冷；或者本人并未碰壁，而在官场看得太久，看得太透，于是身退。

4、 生性淡泊、不慕荣利，更捎带或是不愿受官场的拘束，或是爱好自然山水，总之希望过一种逍遥散荡、自由自在的日子。

5、 有才有识，有强烈的进取功名之志，只是由于尚未遇到机缘，故而只好暂时因人，待价而沽。

6、 正面求官而不得，遂转弯改走终南捷径。

作者：韩兆琦

选自《中国古代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