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启先生虽有那么多的头衔，但他始终都把它们看成“副业”，那什么是他的“正业”呢？这就是教师。他的名片上只列一个头衔——北京 师范大学 教授。 1933 年经恩师陈垣老校长的推荐，他开始任教，从此再也没离开过教育战线，至今已整七十年。

七十年来启先生培养了大批的学生。 1978 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他开始带硕士研究生，之后又成为 文献学 博士导师，在北师大建立了文献学专业，至今已培养了近 30 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启先生上课从不照本宣科，他讲的都是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国学的基本知识和综合知识，把古典文学与版本目录学、音韵训诂学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戏称自己的这门学问为“猪跑学”。他辅导学生的方法也很特别，常常是从“聊天”、“闲谈”开始，说着说着就引出很多学生从书本或别人处得不到的学问。不管是什么生僻的题目，他都能给你提出很具体的建议，提供一般人提供不了的资料，这种风格和本领，真和他称赞的他的恩师陈垣老校长“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样。除了带研究生之外，他还尽量抽时间为本科生上课或举行讲座，每到这时讲堂都为之爆满。使学生引以为幸的还有每年的开学及毕业典礼上他们都能亲聆启先生的谆谆教诲，这些教诲不是长篇大论，但格外亲切。如他教诲毕业生说：“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平生”真可谓语重心长，能使学生受益终身。

启先生对教育的贡献还有两点应特别提及。一是设立了“励耘奖学金”。为了解决贫困生的困难，他捐出了自己一百多幅书画作品，于 1990 年到香港进行义卖，将所得的 160 馀万元全部捐给学校，作为奖学基金。更感人的是，他坚决不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他的恩师陈垣老校长的书屋名，把这笔奖学金命名为“励耘奖学金”。这一奖学金比起一般的奖学金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每一个受益的学生不但得到了物质上的资助，更得到一份慈爱长者的深厚爱心以及潜移默化的美德教育，因为它是启先生一笔一划写出来、画出来的，他的每一分钱不但凝聚了启先生的心血，而且体现了他尊师重教的高尚思想，这一思想必然在受益者，乃至所有学生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奖学的范围了。二是为北师大制定校训。他拟定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非常深刻、非常新颖，它不但扣住了“师范”大学的特点，而且道出了“师范”的本质乃在于学与行都应该为人师表的真谛，非常符合德才兼备、言行一致的传统美德和教育理念。在第三届全教会上，朱总理在报告中明确引用了北师大的校训，并号召全体教师都要努力作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可见它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远超出北师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八个字已 成为启 先生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一种深刻的思想。这一校训在北师大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转型期间仍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的本质是在要求和激励每一个教师和学生，一旦成为北师大人，就应在学业和品格上都有质的超越和升华。

启功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诗文声律及汉语言特性的研究，代表作是《诗文声律论稿》和《汉语现象论丛》。在前一书中，他指出所有平平仄仄的具体变化，实际上都是从平平仄仄以至无穷的一个由两字节组成的总体长竿上截取下来的，并总结了由此组成的各种句式，这样就把具体变化和总体规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后一书中，他指出汉语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它独自的特点，有些语言现象是不能拿语言表象中所谓的语法结构来解释的，因此马建忠移植过来的西方语法“葛郎玛”，未必尽合汉语实际，研究汉语决不能脱离汉文化的民族特点。

二是对古代文史及文献的研究。他曾于 50 年代为《红楼梦》作注，这是解放后最早的注本， 70 年代主持《二十四史》中《清史稿》的点校工作。 80 年代他还和其他学者一起首次完整地整理了敦煌变文，而像《说八股》和《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这样专门性的论著，更是不具备像启功先生这样学识的人写不出来的，它们对文章学、文体学、民间说唱学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三是对书画理论、书画史的研究。代表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论书绝句》、《书法概论》、《论书随笔》、《论书札记》和《启功丛稿》论文卷及题跋卷中的大量文章。《古代字体论稿》已成为研究文字史、书法史的必读之书，《论书绝句》堪称古今书法理论水平最高之作。而《兰亭帖考》、《山水南北宗说辨》、《谈诗书画的关系》、“字体结构的黄金分割律”等论文都得到书画界的一致推崇。

尤其应称道的是启先生的治学方法。他反对死板琐碎地划分学科门类、时段，而提倡通才和通学，他的学术成就大多都是融通了文学、文献学、小学、考据、艺术等各门类的知识和学问，最终形成一家之言。这种方法对未来的学术研究也许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