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的简介：

《颜氏家训》是北齐颜之推作的一部家训。颜之推（531年～591以后），字介。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家训”一书当在隋灭陈（589）以后完成。颜之推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著有《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

《颜氏家训》全书总共八卷二十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被称为中华“家训之祖”。颜之推生逢乱离之世，目睹许多大家族宦海沉浮。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以长辈身份，将自己的见闻及对人生的体悟，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其中夹叙夹议，与晚辈娓娓道来，没有丝毫说教的色彩，读来倍觉亲切。

《颜氏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与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内容质朴明快，说理深刻，有“篇篇药石，字字龟鉴”之誉。是我国古代伦理学、教育学的名著，书中所论述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颜氏家训》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产生于六世纪的一部教育史和学术名著，《颜氏家训》不但适合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而且其中所反映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现代教育也具有普遍的启迪意义。

《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

《颜氏家训》中有关教育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教子》，《治家》，《慕贤》,《勉学》，《音辞》，《杂艺》等篇章。《教子》主要阐述对士大夫子弟的教育问题。《治家》主要探讨和总结了治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慕贤》谈如何向贤才学习。勉学》，是该书的著名篇章，作者对当时士族子弟不务学业、凭门第而猎取高位的现状进行了抨击。作者还通过各种事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学习方法和观念，这一篇章不仅论述子女教育及学习态度的问题，也讲述了一些安身立命的道理。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职业的贵贱，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应当受到尊敬。《音辞》主要讲述语言和音韵方面的内容。

在颜之推之前，儒家亦有儿童教育的规范，但是面向全社会，强调的是共性。《颜氏家训》的意义在于，在道德共性的指导下，突出了一家一户教育的个性，调动起了家长为子女垂范立训的文化自觉。家庭是社会文明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文化传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入德的起点，是人生第一要务。家是微缩的社会，伦常者五，家庭有其三（夫妇、父子、兄弟）。只有每个家庭都按照道德要求和谐相处，治国、平天下才有坚实的基础。

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十分兴盛，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这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家教的关键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切忌“无教而有爱”。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颜之推还非常重视家教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甚至对语言教育也很重视。颜之推本人一生虽未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仍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思想教育家。他以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许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颜氏家训》所涉及的家庭教育理论及实际问题非常广泛、全面，纵观全书，颜之推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教育中，颜之推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培养。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二）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思想。颜之推不仅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而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批判当时士大夫存在的不学无术，理论脱离实际，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的三大弊端，是深刻而准确的。因此，他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的六条目标：“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见《涉务》篇）。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如首先要勤奋读书；其次要学以致用；再次是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也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具备“德艺周厚”的要求，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

但是，出于当时的时代和士大夫的视野，《颜氏家训》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对有的问题的认识和论述甚至是错误的。如《教子篇》提出“上智不教而成”，《勉学篇》的“生而知之者上”，都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映。《治家篇》中提出妇女只可“主中馈，惟事酒食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于盅”，是作者完全继承了世俗中轻视妇女的传统偏见。还提到“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不见”，这种封建家长的棍棒教育法，显然不足为训。《归心篇》中，作者深信佛教的“三世说”和因果报应，以此为教，势必将人们导入宗教迷信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