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南宋爱国诗人谢翱，由于他对故国的执著情感，在他47年的人生旅程中．不但多次用行动表达了他对国家危亡的关切和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并将它溶化在用血泪和墨写成的诗文中。这里主要探讨他的家世与功业。

关于谢翱的家世．被公认为是研究谢翱第一手资料的方凤撰的《谢君皋羽行状》(简称《行状》或状)所记是：“福之长溪人，后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晖，祖嘉，至其父钥以《春秋学》为妇翁缪正字烈所器重，……君世业，弱冠已有声。”这一记载，与吴谦撰《谢君皋羽圹志》(简称《圹志》或志)基本一致。方凤对澍翱的家世所以了如指掌，是因为他掌握有他的江源讲经社与谢翱的汐社合并时，谢翱及其成员按照宋例如实填写的《家状》(即所谓“集同姓字、年爵、居里”①者)，于是所写谢翱的家世，与现存南宋宝祐四年《登科录》相对照几无两样，这就更加证明状、志所载史实的翔实、准确，是不容置疑的。

谢翱是参加过进士考试的，又是“必欲中古人绳墨”②者。汐社以复宋为宗旨，规章必遵宋例。根据状、志所载，从宝袼《登科录》本贯在乡里者，写县、里名，在县治者，仅写县名的实例看，谢翱“长溪人”的长溪，显然就在县治(今霞浦县松城镇，下同)。长溪县治，不仅是谢翱的祖籍地，也是谢翱的出生地。这从明万历《福宁州志》和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都只载谢翱宅在县治“后街”一处和宋《三山志•科名)载谢翱外祖、嘉熙二年(1238年)进士缪烈系“贯开封府，居长溪”，均可得到印证。正因如此，所以明初主修《元史》的宋濂撰《谢翱传》(下称《传》)，与之后的浙江、福建通志，杭州、严州府志，桐庐、浦江、浦城县志和《新元史》谢翱传，都称翱为“长溪人”。

清徐沁《谢翱年谱》(简称徐谱)，张潮《谢翱年谱》(简称张谱)皆说谢翱“世居福州长溪”。其“世居”二字，近年霞浦谢翱研究会已从本县漈源会稽郡《谢氏宗谱》发现的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山谢共撰《谢氏族谱后序》(下称《后序》)提及被认为是谢翱七世祖的谢邦彦至其曾孙、玄孙迁长溪县治事，及同郡《宗谱》所载有关资料与《三山志》等志书相印证后予以确认。《三山志•科名》载：谢邦彦为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长溪人，终浙西提刑。《后序》所载仪一字之差，除外还增以：谢邦彦“诗集犹存”，“有曾孙字克仁者，其子景芳，……今屋在坊。”将其与同郡《宗谱》所载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谱序和所列《世系》相联系，可明显看到，一世谢彦时(五代闽国致仕官员)于北宋初(约960年)即定居今霞浦县柏洋乡谢墩村，四世四兄弟，其中一迁附近      源(今柏洋乡柘头)村，一迁南乡霞浦(今溪南镇骰腿湖，民国县志作“宅里湖”)村。迁霞浦村者，至其孙(六世)出了个“提刑官”，再传至九世克仁，又带其子景芳(十世。按：当地方言，芳与晕同音；晕与晖则字划相同，于是研究者认为景芳即谢翱曾祖景晖)转迁县治，元至元十九年屋犹“在坊”。另在“宋间”，又有十二世谢锡、谢铤兄弟，从漈源迁居霞塘(今属溪南镇)。锡、铤均单字名．并都为金字旁，与翱父谢钥之名相近。谢翱因随父“后徙浦城”，其与父名虽未上《谱》，但世系行第可证。据此，以定居今霞浦县境的始祖彦时算至谢翱，已为十三世，即以迁居县治的克仁(九世)算至谢翱，也历经五世。其“世居长溪”，自无庸置疑。

谢翱“后徙建之浦城”，与其七世祖谢邦彦曾知浦城县(清《福宁府志•选举志•进士》载其“传见建宁《名宦》”)也有一定联系。现在，谢翱为谢邦彦七世孙一节，已为他在粤东和海外的众多子孙所认同。历史上有说谢翱是“延平人”、“建宁人”、“粤人”、“福安人”等均为一时误会或附会，《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3年第6期载《谢翱生平新探》及《霞浦文史资料》1995年《纪念谢翱逝世七百周年专辑》载《谢翱籍贯“长溪是沿用旧称”之说不可信》等文．均已针对阐明，此不赘述。而景近有人将曾误作“福安穆阳人”的谢翱又改至“晓阳”，认为晓阳是穆阳里管辖下的一个村落，旧志所误载的“穆阳人”，实即“晓阳人”之说。经查旧志：南宋《三山志•叙县》，在长溪县属的今福安境内只载“缪洋”，而无“穆阳”之称，更未见“晓阳”之名。缪洋属永乐乡钦德里；明《福宁州志•版图》载福安有“晓洋”，也有“穆洋”。但晓洋属“福安乡乎溪里下十都”，穆洋属“用儒乡钦德里十八都”，两村既不同“乡”、不同“里”，又不同“都”。就连清光绪《福安县志》，也未见有所谓“穆阳里”统辖晓阳村之实。

对于《春秋》学的研究，应是谢翱继承其父谢钥及外祖缪烈的家学。而这在当时实为长溪县治的一种学术风气。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魏了翁《鹤山集•孙和卿墓志)、《宋史•高闶传》和明《八闽通志》等记载，自绍兴六年(1136年)，以“精《春秋》学”的师古《师维藩)在长溪治东赤岸讲学之后，长溪县治研究《春秋》学者便代不乏人。翱父谢钥六世祖邦彦官终提刑，又是诗人，家中藏书当也不少。缪烈以一客户寓居长溪，其研究《春秋》学自离不开向私人借书，谢钥以《春秋》学为缪烈“所器重”，乃至将女配之，正是以书为媒的结果。谢翱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他继承家学，刚满16岁(民国《霞浦县志•礼俗志》：“古者，男子二十始行冠礼，霞俗于十六岁时行之。”)就已有声望。

谢翱的功业，突出表现在爱国实践与诗文创作两方面。

谢翱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17岁随父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参加当年举行的进士考试，落第后，即针对朝廷偏安腐败、无所作为的现实，转而采辑宋代开国史事、轶闻和乐曲，于咸淳三年，将所创作的《宋铙歌鼓吹曲》12篇、《宋骑吹曲》10篇呈送太常寺供乐工习用，冀图唤醒朝廷，重整开国雄风。这是谢翱实践爱国思想的首次行动。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宋都临安为元军占领，谢翱闻讯即从泉州、漳州一带返回寓居地浦城组训乡兵。同年五月，益王赵是立于福州，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七月，文天祥以枢密使，同都督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招兵勤王，谢翱深受鼓舞，“倾家资，率乡兵数百人赴难”③，被任命为“咨事参军”④，终在国家危亡关头，施展自己的抱负，再次将自己的爱国思想付诸实践。其后一年，随文部转战闽、赣、粤诸州、县。在此期问，他倾心协助文天祥料理军务，一时“声动梁楚间”。⑤景炎二年(1277年)八月，在元将李恒率部穷追下，谢翱受命赴粤筹建抗元保宋的最后基地，与文天祥相别于江西赣江西源的章水岸边。随率兵携妻辗转至粤东，在潮阳发动乡民，组织义军，而以形势险峻，战事频繁，未及与文天祥会师。⑥祥兴元年(1278年)十一月，文天祥潮阳军溃，紧急转移，谢翱遁避事先寄寓妻及幼子的白土村。次年二月十六日，就在元军严密监控下，犹组织村民在海滨夜庆宋的“长春节”。⑦

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三月，谢翱所在白土村被元军夷平后，将妻儿托付海门村一农家，⑧便带“于军中购得一予”⑧同到浦城，“相与竭力生产”⑩，嗣因“徭役繁兴，不堪迫辱”⑾．飞于当年冬愤而出游雨浙．他一到浙东地区，就纠集宋遗民组织“汐礼”，以会文为名，形成一股与元对抗的“暗潮”力量。⑿次年，谢翱和王英孙共同参与策划，由唐珏出面组织掩埋宋陵骸骨的活动⒀，这既是“汐祉”成员为实现“抗元复宋”宗旨而采取的首次实际行动。也是谢翱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其爱国思想的实践。

1283年1月，文天祥被害以后，谢翱面对元的残酷统治，不得不暂时将他的爱国思想深藏于胸臆之中．但仍不时有所表露：一是于1283年、1286年、1288年、1291年，曾四次

哭祭文天祥。尤其于西台哭奠的最后一次，“何其情之悲也!”⒁除哭文天祥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谢枋得不屈而死，他闻讯也以诗哭之⒂；二是多次访问宋遗民，调查往事，为忠臣义士立传作赞以传世；三是念念不忘抗元复宋地下组织的“汐社”同志。作《许剑录》，拟为“同好名氏筑亭立石”⒃。就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汐社与江源讲经社合并之后，仍频与汐社成员联络，直至生命垂危时还到婺州、建德两路“寻汐社旧盟”。

谢翱创作的诗文，吴谦记：“有诗八卷，文二十卷”，⒄方凤记为：“在者《手录诗》六卷、《杂文》五卷、《唐补传》一卷、《南史赞》一卷、《楚辞等芳草图谱》一卷、《宋铙歌鼓吹曲》、《骑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记》一卷、《浦阳先民传》一卷、《东坡夜雨句图》一卷、《浙东西游录》九卷。《春秋左氏续辨》、《历代诗谱》未脱稿，选《唐韦、柳诸家》及《东都五体》在集外。”⒅方凤所记与吴谦所载。只是详略不同，已脱稿诗文的卷数完全一致。可以认定：《行状》所记已脱稿和未脱稿两部分，即是谢翱临终交代托付方凤、吴思齐文稿清单。这是最原始的谢翱诗文创作遗稿篇目资料，但仅是谢翱编《唏发集》及部分署有篇名的诗文，并非他一生的全部创作。即此，因方、吴二人接受遗稿后未曾付印，后来又散佚不少。明代以后经多家整理出版，也无法见其全貌。

然而，就从这些不全的版本，人们依然可以看出谢翱诗文的体裁、内容、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吴谦在《圹志》中称他“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务谐一世，意所不顾，万夫莫回也。”元任士林说他：“所为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其文“尤善叙事，有良史材。⒆吴莱赞其早期作品《宋铙歌鼓吹曲》、《骑吹曲》“文句辉煌、音韵雄壮，如使人亲在短箫鼓吹间，……今翱又拟夫(柳)宗元者也。”⒇明杨慎以为：“谢翱《唏发集》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其《鸿门宴》一篇，……虽使李贺复生亦当心服。”清贺贻孙说：“谢皋羽咏《商人妇》……又《过杭州故宫》诗二首，……情真语切，意在言外，何遽减唐人耶?”(21)今人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谢翱为纪念文天祥写的《登西台恸哭记》、《西台哭所思》和《哭所知》、《书文山卷后》、《哭广信谢公》等篇，“都是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作。”当代其他《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发展史》也都给谢翱诗文以同样高度的评价。

当然，这些评价多是从创作技巧上着眼  的。其实，谢翱的诗文作品不仅艺术造诣高，而且思想性强，富有史料价值。例如，在《鸿门宴》中，以历史事实影射宋末现实，写《废居行》谴责元军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登西台恸哭记》和《冬青树引别玉潜》，则不但隐晦地记录了当时的史实，而且给人以感染、启迪。

作者：吴忠志、王建华

学校：霞浦县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