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书法，本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因同样都是有关文字的艺术，几千年来二者都一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书以诗为内涵，诗以书为外观。诗学的兴起衰落常常提挈着书法艺术的走向，而书法风格的演变也常常影响到诗歌的审美趣味。诗书结合，让我们在获得视觉与心理双重美感享受的同时，也品味着它们各自独立又相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倾向。陈振濂曾在《书法美学》一书中，提到书法与诗歌的关系：“在诗的国度里，诗的审美决定了其他艺术的审美。书法中意境的审美内容之明显地靠向诗”，诗歌艺术与书法艺术“无论是精神观念上还是具体形式上都有极明显的渗透痕迹”。[1]

盛唐便是一个诗学和书法美学均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在诗学发展阶段，诗人们不再执着于外在事物或内心哲理的思辨，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属李白、杜甫两位诗学巨匠了；而在书法发展史上，唐朝也进入了晋代以后又一高峰，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风格：一种是以怀素、张旭为代表的草书，其对形式的冲击，个性的张扬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而另一种，则是脱胎于二王，法度森严、严谨成熟的真书。其中，颜真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不难看出，盛唐的书法和诗法，无论在审美风格还是发展脉络上，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在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就曾把诗歌和书法放到一起：李白被认为是破旧的先锋，与张旭的草书共同冲破时代的美学规范和格式；杜甫则被视为立新的模范，与颜真卿的真书共同确立了后代可仿效的范本和标准。[2]除此之外，前人似乎很少把二者放在一起来研究。这也就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书法看诗法。

从旭字读李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读罢杜甫的四句诗，李白的形象立刻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这一形象为众所公认，并为李白自己所极力扮演：挥翰如墨，纵饮不羁，放任自己，笑傲礼法，天赋仙姿，不同凡俗，行为特异，超越常规。”[3]

所谓“诗品即人品”，李白的诗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同样表现出了对规范的破坏和对自由的崇尚。在意象的选择上，李诗中充斥着美酒、月光、宇宙、洪荒等庞大华丽的字眼：“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日出入行》）。在结构布局上，李诗不甚拘格律束缚，显得特别自由，常常游走出入于格律之间，或有失对。失粘等不经意的“瑕疵”：“耿耿金波里，空瞻鳷鹊楼”（《挂席江上待月有怀》）“吾怜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谢新安水，千寻见底清”（《题宛溪馆》）。

由此可见，李诗无论是意象的偏好选择还是结构的率性而为，其线条都呈现出一种随意游走，延伸宇宙的奇异奔放之美。这就与“挥笔如流星，落纸如云烟”的旭字构成了内容与形式的一唱一和。“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游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4]意象、结构之于诗歌，如同笔画、章法之于书法。因此，李诗的癫狂自由，在张旭的书法作品中则表现出用笔圆润，不加修饰，以意代连的特点。而字的间架结构更是纵横捭阖，翻转奔逐，玲珑飞动，毫无规律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观察张旭的草书，发现无论其飞白和浓墨如何错落，运笔如何圆转自如，线条如何随意游走，中宫总是收紧的，呈现出一种四体放而中宫紧的强烈对比。换句话说，正是中宫的“紧”，才衬托出外部线条的“放”。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意境开阔的李诗相矛盾。其实，李诗的诗心，即“中宫”同样也是收紧的，且只有一个字——我，即诗人自己。我即宇宙，宇宙即我，这种主观唯心的思想，贯穿于李诗，渗透在字里行间，让我们总能在庞大、澎湃、瑰丽的意象背后，读到一个“我”字。他在一朝得意时，可以放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的豪言壮志；在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时，可以大声疾呼“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在厌倦功名利禄时，可以自傲“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即使是在出世后翱翔宇宙的游仙诗中，李白也不忘创造出一个自我，“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元丹丘歌》）可见，无论站在多么高的境界，他的诗歌总是“与创造和解释李白相关”[5]；无论气吞山河还是吐纳天地，总能归结到一个“我”字。这种高度自信的蓬勃朝气熔铸在字里行间，不仅仅体现在李诗和旭字当中，而是贯穿于整个盛唐初期的文艺作品。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处于历史上升期的盛唐文人形象：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6]同时，他们多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价值被世俗所接受和认可为目的。即使在现实中碰了壁，也习惯于抬头仰望苍穹，以更超然的胸襟和境界寻求自我安慰，却往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从颜字看杜诗：

而杜诗和颜字则恰恰与之相反。由于多取材于现实人生，杜诗用字准确，十分注重字眼的锤炼。“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峰”(《春日江村》)“高枕翻星月，严城叠鼓鼙”（《水宿遣兴呈群公》）。其字眼的奇施妙设，不着痕迹，达到了自然与人工的浑然天成。胡应麟认为“老杜字法之化者，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坼’、‘浮’、‘知’、‘见’四字，皆盛唐所无也。然读者但见其宏大而不觉其新奇……”[7]这与讲究藏锋，笔法严格的颜字如出一辙。颜字不像草书那样以意代笔，而是笔笔都要落到实处。藏锋、回锋的细微之处正是体现精神的地方，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敷衍，必须按部就班的送到位，否则就失去了其特有的美感。透过颜字我们再来看杜诗，便可看到杜诗中的颜体风骨：点如坠石般的岌岌可危“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入衡州》）；画如夏云般的温柔敦厚“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勾如屈金般的尖锐有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戈如发弩般的苍劲雄健“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总体来说，杜甫的用笔同颜字一样，有如椎画沙般的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看似浑然天成，实则惨淡经营。而在句法方面，杜诗用准确的平仄、严整的对仗支撑着饱满的意象、深蕴的用典。“短短的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8]。而颜体的结构同样也以左右对称，端正平齐的正面形象示人，整个字呈现出紧实厚重的内在力量。可见，二者在确立新的美学规范上的“不谋而合”并非出自偶然。

然而，仔细研究，笔者发现，颜字的用笔微微向外扩张，笔画外边缘微显弧度，如同蓄势待发的弓箭，因此，中宫显得微放。与此同时整个字又仿佛被无形的“规矩”限制住，饱满欲张的笔画恰到好处的“戛然而止”，呈现出一种内放外收的矛盾和张力。这似乎和杜诗顿挫收敛的工笔背道而驰。其实，从诗心的角度来讲，杜诗中同样有这种喷薄欲出的张力。

杜诗的诗心之所以呈现出膨胀状态是因为杜甫心中装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苍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便是他诗心最好的写照。杜诗中常常以“我”的视角写下层百姓的生离死别。《石壕吏》中家破人亡的老妇；《新婚别》中依依不舍的妇人；《垂老别》中“子孙阵亡尽”的老人；《兵车行》中“牵衣顿足”的分别。杜甫很少有自叙身世的时候，即使是自述诗，也不忘推己及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从自己的家庭变故“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推知普通民众的情况更加悲惨“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从而产生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悲叹。由自叙一家之情事推至天下人家之情事，由一己之悲升华到天下人的痛苦，为国家民族的灾难而叹出的深重悲歌。试问，这样一颗兼济天下苍生，百姓疾苦的诗心该如何收紧？

那么，限制这喷薄而出的诗意的无形的“规矩”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并非是七律的外在形式，而是儒家思想的潜在影响。倘若一个诗人情感的宣泄受到律诗格式的限制，那么这个诗人便不是一个好的诗人，律诗也就失去所谓的价值了。因此，究其本质，儒家的君臣等级和忠君爱国的思想才是杜诗内在真正的“规矩”，也是杜诗极具张力的重要原因。见证了开元盛世，又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正处于盛唐的衰退期，常常在诗歌中透露出一种矛盾。一方面他目睹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哀闵于民众的苦难；另一方面，面对国祚当头，他又希望百姓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共赴沙场，为国捐躯；一方面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昏庸残酷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又试图维护君王的形象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同时希望能有一位中兴的开明君主救国家于水火之中。这种悲欢纠结，矛盾错综，千回百转就使杜诗在内在情感上形成了一种矛盾，令其喷薄欲出的愤懑、沉痛无法冲破奉儒守官、忠君爱国的“藩篱”，呈现出一种饱满的张力和欲说还休的顿挫、厚重感。于是就形成了盛唐另一种姿态——俯视天下苍生，直面惨淡人生。他们不再像“盛唐之音”的艺术家们，执着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认可，而是让位于更无私、伟大的社会价值观。他们的视角放低了，但诗心却扩大了。

在此，笔者无意于评判李杜二人的诗品与人品，也并非比较两种美学风格孰优孰劣，而是透过两种书体，解读两种诗心，从而描绘出盛唐的两种姿态。事实上，他们同样以伟岸的身姿站在那个时代的两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两种姿态，一种蓬勃向上，一种深入人心；一种倾向于仰望星空，一种习惯于俯视苍生。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两种诗人，都需要一个吐纳宇宙的胸襟和一颗悲悯苍生的心。

[1] 陈振濂，《书法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版

[2]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版

[3]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版

[4]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版

[5]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版

[6]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版

[7]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

[8] 胡震亨，《唐音癸签》

教师点评：

张梦石天生就是做学问的，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严谨朴实的治学态度，对李杜的评价也恰如其分，对诗与书的认知具有独到见解。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篇水准极高的论文。

学生：张梦石

学校：山东大学 

点评作家：周末

来源：全国学生作文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