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一六〇七——一六八四或一六八五）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书法作为基本的教育环节也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傅山晚年曾回忆说他八九岁开始学习书法，至七十七岁还临池不辍，临帖活动伴随了傅山近七十年，影响着傅山每一次书风的转变。傅山临过的帖现已无法准确统计，根据其文集、书论里的记述和传世的作品来看，傅山遍临百家，涉及真、草、隶、篆、行各体，而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赵孟頫、颜真卿、篆隶及二王。本文试图梳理出傅山在各个时期临帖的特点，说明临帖对其书风形成的影响。

傅山临赵孟頫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利，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年轻的傅山苦于书艺不进的时候，遇到了赵孟頫，因“爱其圆转流利”，于是下功夫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可见傅山学了赵孟頫之后书艺大进。赵子昂的书法很适合傅山的胃口，之后的十几年，赵孟頫成了傅山学习书法的主要对象，一直到甲申鼎革之后。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傅山临写赵孟頫的作品，但从其早期的作品《佳杏得红字诗稿》以及石刻拓片《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来看，明显流露出赵孟頫流畅绮丽的味道。在傅山其他的小行书作品中我们也能发现赵孟頫的影子，而这种影响即使在傅山晚年的临作中还时有表现，如山西博物院藏《临帖册页》及晋祠博物馆藏《临王羲之张令等帖手卷》的后半部分都能看到赵孟頫的遗风。可见，年轻时的傅山对赵孟頫的书法下过很大的功夫，以致在日后的作品里会不经意间带出赵书的味道。难怪晚年的傅山经常感慨：“然腕杂矣”、“少年时徒坏纸笔，但习恶书”。

年轻时期的傅山浸淫于赵孟頫书法，一是受到当时书风的影响，自明以来，书坛上馆阁流行，赵书风靡，而晚明书坛执牛耳者的董其昌更是称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把赵孟頫推为王羲之后第一人。年轻而有些无知的傅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二是傅山在学习赵孟頫之前，接触的都是晋唐时期的石刻，所以不能“略肖”其精神，当看到赵孟頫墨迹的时候，随即被其“圆转流利”所吸引，喜欢并且上手是自然而然的事；三是赵书“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赵书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傅山深知王羲之书法是正脉，但不能看到墨迹，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甲申之后，傅山对赵孟頫的态度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余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熟媚绰约，自是贱态。”“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很显然，傅山痛斥赵孟頫是因为政治原因、人品问题，正所谓爱之深，痛之切。但就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傅山对赵孟頫“亦未可厚非”，还是肯定的。

傅山临颜真卿

傅山受其家学影响，从小学习颜真卿，但真正全身心临习，是从甲申之后。白谦慎推断，他对颜真卿书风的热衷始于一六四〇年代后半期与一六五〇年代。根据傅山自己的叙述，他曾认真学习过颜体楷书《家庙》、《麻姑》、《大唐中兴颂》及行书《争座位》、《祭侄文稿》。傅山有一件书于一六五○年代的《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图二）作品，整体风格除了线条厚重外，基本上是按王羲之小楷的笔法和结字特点临摹的，完全没有原碑的宽博朴拙。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傅山在做一种有意的探索，即用自己习惯的王羲之笔法临摹颜真卿小楷，尝试找到二者间的契合点；二是傅山从小接受王羲之体系的小楷训练，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风格，甲申后改学颜体小楷，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摆脱王羲之的影响，故在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中，有意无意地带出了王羲之小楷的味道。而书于一六五三年的另一件小楷《庄子逍遥游》册页，尽管还有钟繇和王羲之的影子，但表现更明显的是用笔凝炼厚重，结字平稳宽博的正宗的颜体风格。在大字楷书上，如藏于晋祠博物馆的“性定身闲”联和“竹雨茶烟”联，则表现出了更直接、更纯粹的颜体风格。

行书方面，在傅山一六四〇年代至一六五〇年代中前期的书作中，我们发现其书法风格的不一致和不稳定的状况，这正是傅山学习颜体行书，改变原来面貌的探索阶段的表现。到一六五〇年代中后期，傅山以颜真卿为主调的行书风格基本形成，这也是傅山小行草的代表风格。就书于一六六〇年的傅山行书代表作《丹枫阁记》而言，林鹏先生说：“完全是颜体的地道风格，笔法结构，直追平原”。书于一六六〇年代的《左锦》册页，无论是笔法、结字还是整体格调上都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极其相似，傅山把颜体行书的特点已完全融入到自己的风格中。对于孤傲不逊、个性十足的傅山，能够亦步亦趋地学习临摹颜真卿，只能说明颜真卿不管是人格上还是书艺上都深深地吸引了他。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中年后对颜真卿的认真研习，是傅山一生学习书法最重要的阶段。其后的书法不管是楷书、行书还是连绵大草，都以颜体风格为主导，而傅山选择颜真卿作为自己一生学习的典范，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是家学渊源。傅山在《作字示儿孙》后云：“复始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又云：“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这表明傅山的先祖一直在学习颜真卿，并把学颜作为傅家子弟学习书法的必经之路。而颜体书法厚重、磅礴、壮伟的风度，非常符合北方人的审美心理，也更符合刚正不阿、性情豪迈的傅山。傅山从小应该受过良好的颜体书法训练，对颜真卿及其书法是非常有感情的。

二是政治原因。这是傅山中年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颜真卿书法最直接的原因。傅山从小受到儒家思想教育，是一位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当面对山河骤变、家破国亡的历史遭遇时，傅山选择了抵抗，选择了不合作，最后选择了用文艺的手段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武器。而临危不惧、忠义大节的颜真卿无疑是傅山学习的最好典范。晚年的傅山有两段笔记，记述了他为何如此认真地研习颜真卿的书法：

“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不知何故？亦犹读《三国志》，于关、张事，便不知不觉偏向在者里也。”

“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

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写道：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

这首写给儿孙、教育后代的诗，提出颜真卿是做人、做书的典范。他告诫子孙，只有颜鲁公那样高风亮节的人，才能写出那样遒丽雄强的书法，只有那雄强豪迈的书法才能以笔代戈，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卫俊秀先生认为：“（这首诗）特提出人书俱传的鲁公，态度是严肃的，气势是雄大的，念及后代，寄意遥深，意义实为重大。是傅山书论纲领性的诗篇。”傅山显然具备了颜真卿的双重品格，因此他从颜真卿的书法美学范式中找到了契合点。

三、书法本体原因。吸引傅山的不仅是颜真卿的忠义形象，还有颜真卿书法风格的特点。在《训子帖》中傅山在比较了赵孟頫和颜真卿的书法特点后，提出了著名的“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观点。傅山认为颜真卿的书法代表的是拙、丑、支离、直率，赵孟頫的书法则体现了巧、媚、轻滑、安排。颜体书法得篆籀正法而朴拙无华；在“二王”优美、恬淡传统书风之外高举了粗犷、豪放的另一面旗帜，被视为“丑”；结字内松外紧，转折处活泼流畅，可谓支离；用笔洒脱自然，直抒胸意，可谓直率。而“拙、丑、支离、直率”也正是傅山向颜真卿取法的主要方面，这些特点最后融合到了傅山的其他书体之中，尤其表现在他的连绵大草上。颜真卿不仅是傅山崇拜的典范，也是其“四宁四勿”书法理论的完美体现者，是傅山书法的主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