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命题一出现，曾赢得各种媒体一片叫好，认为有利于学校的素质教育，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乍一看，似乎有理，因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创新能力就需要丰富的想象。这个命题就注重大胆的幻想和离奇的情节，角度灵活、文体自由，给学生一个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

可是一考下来，却给阅卷老师带来一种隐忧：许多作文满纸荒唐言，随意夸张，不合情理，违背生活逻辑。

其实，高考作文首先是强调准确性，引导学生说真话、实话，不能胡编乱造。那年的高考作文恰恰违背了以上这个原则，让学生编造故事，其实就是让学生去创作科幻小说，而科幻小说则要求作者能根据当今科学上已取得的新发现、新发展，描述人们利用这些成果可能创造的某些新的奇迹，通过大胆的想象把科学知识和艺术想象与生活现实结合起来，给人以遐思和启示。试问，就算是现在的中学生，又有几人对“移植记忆”这个科学实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了解这种科学实验又怎能激发起艺术的想象?在短短的考试时间里又怎能结合现实生活给予人启示和力量？而我们中学语文课文中又有几篇科幻小说足以借鉴?于是乎，不得不胡编乱造了。走出考场，有的考生问老师家长：“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爱因斯坦?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还要读书干吗?今天与昨天又有什么区别?”问得一个个老师家长蹙额摇头，哑然失言。

培养想象力固然重要，但想象力的培养主渠道应该还在指导学生观察人生、表达人生上，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必须借助于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人们反映客观世界的两种思维形式，而这两种思维活动都需要想象。倘若搞些不着边际的脱离生活的玩意儿，那又何必需要作文教学，让学生去看卡通片不是更好吗？因为在光碟、影视、游戏机的浸泡下，也可以培养出丰富的想象力的。

早在1924年发表的《作文论》中，叶圣陶先生就将“我们的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作为他的作文论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观点提出来，他要求作文“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显然，“学会作文”一定要和“学会做人”联系起来，让学生在作文中观察人生、思考人生、树立起对美的追求的人生信念，这才是作文教学的正道。而我们的高考作文为什么总不让莘莘学子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呢?总让学生去写那《玫瑰花下的对话》《鸟儿问答》《妈妈为我洗一只鞋》之类无关痛痒的话。遥想周恩来少年之时，他就能在《东关模范学校第一周年纪念感言》中，抒发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北大百年前一篇招考作文《学校与社会》又引发出多少考生的激扬文字，相形之下，我们的作文命题是多么的“小儿科”。   

左拉曾经说过：“诚然，绝不应该限制艺术的天地，应该承认复杂派、玄妙派和晦涩派存在的权利；但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堕落，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一时的离经叛道，总还是必须回到纯朴派和明晰派中来的。正如人们终归还是要吃那营养着他而又永远不会使他厌腻的曰常必吃的面包。”同样地，我们不能限制高考命题的天地，但我们相信，它总要回到命题的正道上来，因为求真、求实才是作文教学须臾不可缺的日常必吃的面包。

（作者：王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