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是现代文学史上“左联”的重要青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讽刺风格，为世人所瞩目。《华威先生》是其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名作。作者以异常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艺界普遍歌颂抗日热潮中独树一帜，继承和发扬了英俄讽刺小说的优点，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使用纯熟的汉民族语言，从现实中发现美与丑，体验喜与悲。

在《华威先生》中，作者不用具有中心意味的事件，不用大的矛盾冲突和十分连贯的情节，而是以叙事者“我”作为外视点，用漫画的方式，通过对华威先生三次参加会议的忙碌、衣着以及像“变色龙”一样的市侩形象，重复的陈词滥调以及可笑的行为动作的绘声绘色描写，以异常简单的“写意”手法，几笔就勾画出忠实推行片面抗战路线、虚伪狂妄、庸俗浅薄、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党棍和文化官僚的形象。华威先生就像刚刚改换装束，活生生地从《装在套子里的人》、《变色龙》、《儒林外史》、《阿Q正传》等作品中走出来，在中国最早暴露和刻画了假抗战的现实典型，体现了张氏高超的讽刺艺术。

张天翼对主人公华威先生的深刻讽刺，从不直接进行评论和指出，而是在似乎不经意中搭建起一个让其自我表演的舞台，通过“我”的观察并用平实的语言叙述出来，显得不温不火，诙谐幽默，含蓄学深沉，发人深思。 

首先，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蕴含讽刺性。主要是通过形象和行动上的前后矛盾和不协调，让主人公“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达到深刻的讽刺效果。

一是仪表和风度上优雅与失范的矛盾。他“立刻戴上帽子”，“永远挟着公文皮包”，“永远带着那根老粗老粗黑油油的手杖”，同时还“戴着戒指”，十分注意仪表和形象；他经常“划洋火”、“抽雪茄”、“翘兰花指”、“拍几下手板”，显得很有领导风度，风雅高贵；当没能参加战时保婴会时，“他开始打听，调查”，“把下巴挂了下来”，“食指点对方的胸脯”；当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他“发脾气”、“吼着”、“猛地跳起来了”、“瞪着眼”、“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没命地喝许多酒”、“嘴里嘶哑地骂着”、“打碎了一只茶杯”等等。原来他优雅的外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吓唬人的，哪怕是一点点威胁到其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就令他丑态毕露、歇斯底里，毫无风度可言，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仪态和尊严。

二是日常“工作”中快与慢的矛盾。他坐的包车“‘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让到路边”，“行人赶紧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来不及看清楚就跑得老远老远”，“像闪电一样快”，“速度全城第一”，总让人觉得他有十分要紧的事情；他经常“掏出表来看一看”，“把表放在面前”，“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立刻就走”，让人觉得他时间观念非常强；但他每到一个会场，“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有几位拉长了脸”，“有一位甚至抓着拳头瞪着眼”，对他敢怒不敢言，每次开会总是迟到早退；“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原来他的忙不过是一个幌子，他其实是虚张声势,欺民扰民，忙于泡会、应酬、宴请，虚伪无聊而又毫无时间观念。

三是对待他人和事情媚上与欺下的矛盾。小说着重写了华威先生参加的三个工作会议。三个会议级别不同，主人公的态度明显不同。第一个会议，他到会场时，别人都在等他，他“点点头”，“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旁若无人，态度傲慢；“他不大肯当主席”，“拿着雪茄烟打手势”，指定“刘同志当主席”，限定“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他在主席报告时“猛地站了起来”，“摆摆手”打断主席报告，然后抢先发言，发言后“挺着肚子走了出去”，又“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第二个会议，他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虽有几分不悦，但在抢先发言前，先“拍了三下手板”，请示了主席，申明了理由，然后才开始发言，态度比第一个会议要谦和些。第三个会议，他在入场时“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点头”，“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抢先发言前先递个纸条请示主席，发言时“点点头站了起来”，并且分别向主席和各位参会人员“腰板微微地一弯”，显得卑躬屈膝。三个会议，三种态度，勾画出华威先生骄妄、虚伪、庸俗的国民党忠实走狗的奴才嘴脸。

第二，在情节设置上强化讽刺性。在《华威先生》中，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一贯的情节，作者只是选取了主人公对参加的三个会议和两个没有参加的会议的不同态度，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一是详略安排体现了讽刺效果的最优方案。三个会议，作者首先详细地写了第一个会议，从会前赶路，到进入会场、其他参会人的反应、推选主席、要求发言，再到发言后离开会场、又返回安排了解问题等，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写出了一位抗战中“政界要人”的“光辉”形象。第二个会议写得极为简略，仅用了三个自然段约二百字。同时详细地写了主人公参加的第三个会议，从进入会场、坐定闲话，到要求发言等都写得极为详尽，特别是对会前、会中的谦恭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活画出一个可悲可笑的跳梁小丑。作者这样安排，恰恰突出了主人公参加各类会议的两个极端，从鲜明的对比中尽显讽刺效果，把华威先生这位“政界要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二是以“蒙太奇”的手法展现戏剧式的场景。作者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直接剪辑了最能体现主人公性格特点和讽刺效果的几个片断，构成小说的主要章节，情节展现宛如一部短篇戏剧，分别展现了华威先生在路上、会场上、家中三个场景的艺术形象。我们如果从戏剧的角度去改编这部作品，可以说根本不用费多大力气，因为这篇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戏剧，无论是舞台效果、人物形象、对白台词等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并且十分符合戏剧“三一律”等的原则要求。这样，就像让主人公直接到台前表演，更增强了讽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三是以“我”作为外视点贯穿小说的全篇。这种写法类似于常见的一些散文的表现手法，让整篇小说形散神聚，中心突出。在小说中，“我”只是主人公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既不是其上司，也不是其下属，更不是其如“密司黄”般的亲属，因而比较容易站在一种客观的、非功利的角度，去审视主人公的一言一行，具有十分独到的眼光。华威先生不是下属眼中的高高在上，不是领导眼中的奴颜卑膝，也不是亲属眼中的多苦多累，而是令人信服的这种极具讽刺意义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贯穿作品的“我”中，看到作者本人的形象，他正是在一般作者忙于表现抗战的光明中，看到了抗日运动中的阴暗面，冷然揭出了华威先生这种抗日破坏分子的形象。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饱含讽刺性。作者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特别是借小说中人之口，采用反复的、矛盾的语言艺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真独裁，犹如“披着羊皮的狼”的可憎面目。

一是运用反复的段落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作者对华威先生戴上帽子，挟着公文皮包的形象描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划洋火”、“抽雪茄”、“翘兰花指”、“拍几下手板”等细节也是多次出现；对三个会议，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在中途予以打断；关于“加紧工作”、“认清一个领导中心”这两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见，更是三次以类似的句式和段落出现。这些语言和段落的运用，一方面就像诗歌的反复咏叹，加深了读者对作品主人公的印象；另一方面，让读者透过这种机械呆板的形象和语言，觉得主人公就像《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别里科夫一样可悲可笑。

二是运用虚假和矛盾的语言加深讽刺效果。“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而事实上，我们的主人公到底做些什么呢？到处赶场子开会，扯一些闲话，发表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每天喝酒，喝醉后“一回家就睡倒了”；到处抢战领导岗位，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打听、调查、训人，遭到顶撞又徒唤奈何、拼命喝酒、大骂青年，显得色厉内荏。 “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等等，故意提升浮夸，好像自己真的有多么了不起的责任和能力一样。这些到底能算什么工作呢？主人公的灵魂和心态暴露无遗。

三是描写主人公对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在华威先生看来，不光他参加的会议级别不同并且区别对待，连他周围的人也可以分为三、六、九等，对他们的语言明显不同：密司黄是太太，又是秘书，是最亲近的人，因而有事“可以去问密司黄”，她可以代为安排工作和具体日程；对叙事角度的“我”，主人公很谦恭，不让叫先生，让称“威弟”或“阿威”；对可以私谈悄悄话的“小胡子”、“硬要我参加意见”和多灌了我酒的刘主任、“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的王委员等，是官场上的同伙，语言平和；而对长头发青年、战时保婴会负责人、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两个学生等人，则是“冷冷地瞅”、“带着鼻音哼”、“把下巴挂了下来”，甚至大发雷霆。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语言，我们不难看出“变色龙”的影子。

《华威先生》作为张天翼小说创作的重要代表，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讽刺艺术画廊中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张氏讽刺艺术的独特风貌。他继承了鲁迅、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等中外名师文学应描写和反映现实与人生的传统，学习了他们讽刺艺术的优秀成果，但他的讽刺艺术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鲁迅等人的作品，包括与其同时代作家沙汀的暴露国民党假抗战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讽刺手法上更为直白，更为辛辣，往往一针见血。如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Q被赵老太爷打了，会想：“现在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继而得意起来。他甚至以作贱自己、用力打自己的耳光来反败为胜，就是在决定其生死的画押时，还以“孙子才画得圆呢？”来自譬自解，一直到冤枉致死还稀里糊涂。这样就把阿Q那种自欺欺人的麻木的精神胜利法讽刺揭露得十分透彻，矛头直指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个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在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中，一枚未爆炸的旧炸弹就让以防御敌机空袭为已任的防空主任吓得魂不附体，让国民党官吏投机钻营、昏聩无能的可耻嘴脸暴露无遗，讽刺揭露意义尤其浓烈。而张天翼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认真地看世界，认真地写”（《清明时节》附录《我怎样写〈清明时节〉的》，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他不徒作激烈的空喊，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他认为“笑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什么是幽默》，载《夜莺》1936年1卷3期）。他常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轻快、谐谑的讽刺笔调，去揭示华美外衣下的愚妄和可笑，用笑声来戳破社会的虚伪和丑恶，在笑声中让人警醒，让人深思。如张天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鬼土日记》中，由主人公韩士谦记叙“鬼土”的见闻，以鬼土影射现世，作品中写的两党争权以及竞选中的贿选丑剧、阔佬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御用文士的荒唐无稽、金钱拜物教的大行其时，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现实，其讽刺温婉含蓄而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谭九先生的工作》中的谭九先生，其性格特点与华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看黄历，嘴上却说“一个人信了禁忌——反倒碍手碍脚。”“这些工作——由哪个来领衔呢？”意欲让别人推荐自己，但听说“十一太公也参加了”，急得直顿脚地说“他是土豪劣绅”，并表示要“大义灭亲” ，嘴上冠冕堂皇，内心里却想着投机钻营的“小九九”。张天翼作品中这些被称为“禽兽世界”、“病态社会”中的“灰色人物”成为其讽刺艺术中主要人物形象。他的小说始终直面人生，展现世态，贯穿着反暴虐、反虚伪、反庸俗的讽刺主题。而华威先生是其中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

总之，张天翼给人的印象，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武汉大学2000年3月第2版）评论的那样，“他是一个手里拿着显微镜，脸上带着冷峭笑容去审视生活的富于内心激情的作家。”“他的讽刺艺术，立意严肃，又有分寸，绝非一律‘杀将过去'；他的嘲笑，内蕴深厚，恰到好处，又不落于轻佻。” 通过对《华威先生》讽刺艺术的分析，结合与前时期和同时期的鲁迅、沙汀等人经典小说的对比，并在其本人众多的讽刺艺术作品中加以考察，我们能很好地感受到这一点。虽然张天翼也有少量作品如《稀松的恋爱故事》中对罗缪、朱列庸俗无聊的性爱角逐尽情嘲笑的时候，为追求表面的夸张反而减损了讽刺的力量。但他大多数作品的讽刺都是含蓄深沉而又温婉有力的，在他笔下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他常以展示人物自身言行可鄙可笑的方法达到讽刺批判的效果，往往还给读者留有一点点咀嚼的余地。在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中，像张天翼这样比较扎实的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是很少见的，这就更显出他的难能可贵。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形象，华威先生受到了广泛好评和喜爱，在现代文学画廊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生活中的华威先生也大有人在，官员泡会、教授走穴、明星练摊等等，不一而足，《华威先生》至今仍有广泛的社会讽刺意义。中央近期三令五申精简会议、改进会风，大力整顿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不正之风。因而，我们在肯定《华威先生》艺术美的同时，要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同现实中的华威先生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