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文》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诗歌在中学语文教学，尤其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中，应该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长久以来，是被忽略的。

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更远，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中诗歌所占的篇幅就很小，大抵是处于聊备一格的地位。古典诗歌的经典名篇，如《陌上桑》、《木兰辞》、《石壕吏》等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是大部分课本所必选的保留篇目，除此之外，现代和当代诗歌编选标准十分混乱。上个世纪下半叶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统一的中学语文课本对于诗歌的选择，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处处显出僵化的迹象。比如艾青，只选了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和《小夜曲——致乌兰诺娃》；前者是艾青早期艺术上不成熟的作品，显然过分散文化，并不能代表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后者则更是应景之作，思想和艺术水平均属下乘。之所以入选，原因在于，二者都以“劳动”和“劳动人民”为主题。总的说来，编者的指导思想是过分执著于政治和实用的价值，而对于人文精神和情感的审美熏陶，以及诗歌艺术和想象的超越性是比较外行的。好在，目前新的《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已经颁布，课本由一家出版社垄断已经成为历史，多元课本的竞争和实验，正在逐步推广。不同的课本对于诗歌的选择和处理方式，虽然还不能说是百花齐放，但是，多元的诗歌观念，显然已经露出端倪，老师和学校的选择余地是空前地扩大了。

相对而言，比之课本，考试的改革，阻力却大得多。尤其是评估体系中关键的一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仍然是一元化的垄断。明明新的《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宣布了标准化不能成为评估的主要手段，可是近年来高考语文试卷中，所谓客观题仍然占着比作文更大的分数比例。尤其是，在实际上是聊备一格的诗歌赏析题中居然还有什么标准答案。诗无达诂，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化之嫌，但是多元的解读，当为诗歌欣赏的题中之义，标准答案只能扼杀年青人的想象力和个性。

当然，不能不看到，这几年来自全国各方面对于语文高考试卷的“围剿”，多多少少对高考命题有所触动。就以诗歌赏析而言，不能不说有了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有限的，当然不能令人满意。《新作文》编辑部的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作文命题拒绝诗歌，即便近年来，话题作文，有所改进，明确表示‘文体不限’，但是，又有不得少于800字的规定。而一般来说，诗歌很难超过800字。”更有甚者：“各地报纸种种关于因写诗而判不及格的报道。”年轻的诗歌忠臣们做出了自己最壮烈的牺牲。

《新作文》的文章，不论是理论勇气、道德勇气还是思维的机敏都是值得称赞的。命题者的改革，在诗歌方面，比之散文方面更为突出地落在了形势后面。一提起中学生写诗，一些九斤老太式的老生常谈就来了：中学生语文水平是越来越不行了，连散文都写不通，还写什么诗！其实，这是对中学生才智缺乏起码的了解，在许多中学的文学社团中，相当有灵气的小诗人不断涌现。我随手翻翻，在《新作文》高中版2002年3月号上就发现湖南零陵师范荷池文学社林萧的《想象与漂泊》，诗写得相当不错。“最初的诗/来自季节萌动的深处/阳光涉水而来/从黎明到黑夜/照亮照亮花朵绽开的细节……”光是这样丰富的意象，就相当可观了，而且其中还有对于诗歌有别于散文的特殊逻辑（跳跃性的跨越）的驾驭。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就在我写这篇文章前两三个礼拜，福州一中的一位特级教师，就把一沓中学生的诗稿交到了我手里。使我大为惊讶的是，这些正在学习散文的中学生，相当一部分学会了用诗的想象、诗的意象、诗的特殊逻辑来表达他们个人化的感情。有一首《往事如风》，只写了一种期待的烦恼，寂寞的感动，没有什么结果，却觉得很珍贵：

“我知道思念只是无根的树/记忆便是绿叶间的点点残红/然而我也知道/岁月不该有悔/就让昨天成为一阵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表明作者已经从散文的思路中，从叙事的原因和结果中解放出来，进入诗的境界了。把平常的、没有结果的、没有产生外部行动的思绪当作题材，这本身就是心灵细致的表现。何况，还把思念和记忆提炼成格言式的诗句，还有充满古典情调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小小年纪就跨过了从散文到诗的距离，直接从中学生看似枯燥的生活中提炼出诗来，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一篇《镜子》，起初看起来很是平淡，但是，到了最后却冒出来一句奇警的语言——“每个人的镜子/都有不同的精彩”，这就有了一点哲理了。对于一个孩子，是很不可小觑的。有些小作者受到当代节制抒情，比较强调智性诗潮的熏陶，所作多多少少有一点“酷”，追求深邃的智慧和深思，成了共同的倾向，有一首《陨石》很值得引用一下：

“流不回去的泪/索性变成了石头/一生有这般华彩的乐章足矣/即便变成丑陋的黑石/其实它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磨难/是它自身的重量”

这不但深沉，而且精炼。小小年纪，不但超越了流行的抒情，而且能驾驭智性的，而不是情感的意象，是不容易的。有一首《门》，是一位高二学生写的，她就在别人无动于衷的“门”前发现了诗：她来到一扇朱红的大门面前，她很想知道，“门里面的世界”，她知道，只要一伸手，就可能把门推开。

“但是，我不敢/要是门里有个欧马桑/要是/被爸妈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至今不知/门里的收税官/所以/我至今还在门外猜”

应该说，不但构思深邃，而且最后的“猜”字用得也好。这既真切地表现求知的心灵，又有艺术的概括力。没有一个读者傻傻地把这一扇门当作一扇现实的门，这是一扇象征的门。进门的意象内涵很丰富，你可以想到求知，也可以想到探索。诗是不确定的，才是丰富的。但是美好的求知欲望却被爱（亲情）所窒息了。这是中国教育，也是中国家庭的牢笼。这么深厚的主题被小作者处理得这样明快、轻松。我不得冒险地说：这个孩子是有才气的。

诗和散文是两路功夫，虽然都是用中国话写，但是它们的逻辑和语法是不一样的，从散文到写诗当中的距离，说短也短，有些人一下子就跨过去了。舒婷当年初中还没有毕业，带着何其芳和普希金的诗集下乡，随便写写，在知青中传抄，并没有当一回事，后来却成了中国当代诗坛的一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本来就是属于年轻人的，从散文走向诗歌并不神秘。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诗与散文的距离是遥远的，用毕生的时间都难以跨越。有些伟大的人物，毕生都进入不了诗的境界。连列宁都说，就是剥了我的皮，也写不出一行诗来。

几乎百分之百的高考语文试卷命题者是缺乏诗的悟性的，他们的职位并没有赋予他们才华，但是他们的权力给予他们自信，莫名其妙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与诗歌格格不入的框框，一些有诗歌悟性的小诗人如果有足够的勇气用诗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才华，其命运就很“悬”了。有谁敢保证自己的作品，既有品位，又能达到800字以上呢？达到了800字，会不会使诗的想象的浮动性和精炼受到损害呢？当然，也有幸运的，在一些省份，如福建省，不拘一格的诗才，受到了特别的青睐。2000年高考，就有写诗的考生，作文得了满分。

这反映一个相当深刻的现象。缺乏诗歌起码修养的人，由于非诗的原因获得了命题的权力，就难免弄出对于诗歌也要求客观题标准化答案的笑话来。其实，绝对的客观题、绝对的标准化答案本身就是空想，实际上多多少少带着命题者的主观性。

中国古代文论说，诗无达诂，为什么不说文无达诂呢？

命题者如果不从散文的逻辑和写实中解放出来，就不能理解诗歌的想象性，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具有很强的浮动性，时间空间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他们却用散文的时间、地点、条件的确定性来阐释诗。如前年的考题，一定要确定郑敏的诗是不是暮色降临之时，彻底暴露了命题者外行。诗正是因为在时间、空间上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才显出了它的优越性。“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是早上还是下午，是在河边还是田野，是没有必要去追究的。去年的试题，一定要问韦应物的那首《赋得》体诗，其某一联是不是含蓄的，这完全是庸人自扰。今年他们将如何调整，我们将拭目以待。

提高诗歌，尤其是精英性的、探索性的诗歌，在我们这个商品大潮冲击一切的时代，十分有必要，我完全理解；而且充分同情。

但是，在高考作文中，对于具有特殊诗歌才能的考生给予特殊的爱护，是一回事，而把诗歌写作扩展为一种普遍的原则，我却有点担心。因为，第一，诗和散文不同，它要求特殊才华、特殊心理素质；第二，高考是一种选拔考试，淘汰性考试，它强调可比性，而诗的可比性比之散文要困难得多。从主观方面来说，目前的阅卷者，不要说一般的中学老师，就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每一个都具备足够的修养。

把诗歌创作在选拔性考试中作为普遍的要求，自然有利于诗歌的普及，但是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唐代以诗取士。一般论者均以为这对于唐诗的繁荣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纵观唐诗，有几首好诗是在考场上写出来呢？李白、王维、杜甫、李商隐们最杰出的诗章，都是考场以外写的。据我所知，唯一流传下来的考场杰作是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成为千古绝唱。用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就这么一点收获，是不是代价太大了。

以诗取士，也是像我们高考一样，要统一命题的。“赋得五言八韵”，规格是很严的。对于诗歌来说，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作诗，还要迎合考官的意图，能弄出什么好货色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诗取士，对于诗歌艺术的发展与其说是利大于弊，不如说是弊大于利。

说到当代，鼓励中学生在练习散文的同时，也试着写一点诗，肯定是有利于审美情感和心智的开拓的，但是最好不要让人误解，以为要把诗普及到高考中去。

中学生的基本训练只能是以散文为主。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在高考中不可忽视诗歌，切不可以以散文的观念去扼杀青少年的诗才，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学生来说，恐怕还是以散文为主，因为诗，诚如五四新诗先驱俞平伯所说，还是贵族的，而不是平民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指望自己能够写出像样的诗来，而写出像样的散文，则是对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学生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