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以记忆力过人而自豪，一堂俄语课上下来，单词记住了，课文也背上了。可一到上了年纪，就爱忘事，明明跟人家约好的事过一两天就忘了，事后忙不迭地道歉，也很难平息负疚感。有时记忆惨到莫名其妙，昨天才读的书，今天拿起来翻翻，竞好像没有读过一样。有一次，在自己的讲义中读到一张夹在里面的字条，其中文字、观念均十分精彩，我在课堂上引用时，大为赞叹了一番。可下课后，一个学生悄悄走来告诉我，那段引文，就是我自己的，出自我的一著作、某页。学生说时，凑近我耳边，声音放得很轻 ，好像很顾我的面子似的；但我看出来，他的眼中有狡黠的笑意。

仔细钻研一下他的笑意，是很叫我有点难为情的，我多么希望他仅仅是笑我健忘啊。

但是，在我的记忆失去活力的时候，也还有一些事情牢牢地记在我心头，哪怕岁月流逝，那鲜明的印象也不会暗淡下去，相反，记忆的世界里，消退的烟云越是众多，那顽强的稀有的记忆之星便越是闪光；时光隧道越是黑暗，那远方的灯火越是生动。

那是1958年，我才二十出头，正是充满幻想的年纪，不过那时的幻想不同于90年代之处，是充满了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对于当时流行的豪言壮语，我不但倾心相信，而且甘愿为之献出青春和生命。

我记得当时，最鼓舞的一个信念就是小麦亩产万斤。我参加了对北大生物系某教授的批判，他居然逆革命群众运动之潮流而动，说什么小麦亩产万斤绝对不可能。这个教授在我看来是太可怜了。几年洋墨水一喝，就中了祟洋媚外的毒，以致双脚跨进毛泽东时代快十年了，他的脑袋还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摩尔根老头子那里。

我对他又是气愤又是同情，我想，“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最有说服力的不是理论，而是秋天地里长出的麦子。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英雄主义情怀来到北京郊区平谷县东皋村的。我们一班二十几个人，进村第二天就每人拿一把新洋锹和农民一起去挖地。当时的要求是“深翻一尺五”，故不能用犁，得先一锹一锹挖出一尺五的泥土来，然后把马粪等等的肥料和进去，再填平。

我第一次真刀真枪地劳动，才挖了几下腰就酸得不是滋味。干了半个小时以后腰就好像断了一样，又不好意思楞站着休息，便只好满头大汗的苦撑。幸而团小组长看出了我不中用，就走过来和我并排挖土。他提议，我们一起挖五下，然后直直腰，接着再挖五下。对于这样低的要求，我自然很快适应了，后来逐渐加到六下、七下……甚至十五六下。经过一天劳动，晚上上床人好像硬木头一样。过了几天，早上起床，发现手指变得异样的肥大，只要稍微使劲拧毛巾，就疼得要命。同学们互相交换着这种又新鲜又痛苦的感觉，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请假。

到了地里，问题更严重了，手握不住铁锹，稍稍抓紧一点就疼得不行。每挖一锹都要咬紧牙关。但是挖了十几分钟以后，疼痛的感觉就消失了，手关节上有一种温暖而灵巧的感觉。可到了第二天一早，肥大的手指变得攥不紧毛巾了，直到咬着牙挖上十几分钟地，才恢复正常。

我深深体会到这就叫做“锻炼”，怪不得“锻炼”的“炼”字是火字旁。你不是老为没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壮丽生而遗憾吗?你不是老为红旗上没有染上你的鲜血而痛苦吗?过分安逸的生活不是使你经常感到惭愧吗?如今你所向往的考验来了，你的灵魂能不能在这考验中变得透明，就看你自己了。经过几个星期的自我磨练，我的腰显然有了长进。一早下地的时候，我可以挖上20分钟才直一下腰，但是一个上午毕竟有好多个20分钟，弄到后来，我虽然没有直起腰来休息，但是脚下手上却虚浮无力了。实际上，到了下午，我基本上是在那里苦熬苦撑。但是整个田野的劳动气氛是十分热烈的。那边农民，尤其是姑娘们又是说笑，又是唱歌，而小伙子们则与她们展开了半是调情的比赛。我们是夹在他们之中分组的，谁愿意落后、做集体的绊脚石呢?一种现场的荣誉感支持着我，我超常地发挥着体力，在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是忘了疲劳和痛苦，但是到了几天以后，我发现上工时腿像灌满铅一样沉重，不仅是腰，而且是每二个关节都钻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刁钻的疼痛，我竭力掩饰着，勉强和农民小伙子说笑，有个小伙子让我去休息，我口头上坚决拒绝，可拒绝后又后悔，想下一回他们再让我休息，我就去地边上那高粱秆子堆上躺一下，可恨的是那以后再没有什么人提议我去休息，而我浑身的酸疼却在无情地扩散着。我渐渐感到无数痛苦的锥子把我顶起来，我双脚离开了地面，眼前冒着金星，好像在但丁的炼狱中。不知从何时起，小伙子和姑娘们的笑声越来越遥远了，汗珠挂在我眉毛上滑下来是冰冷的，终于我的手脚不听话了，我一头栽倒，下巴磕在铁锹上，这时我感到整个世界和我一起往海底沉下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正躺在那高粱秆子堆上，只有头和脚还存在，腰好是一段空白，从周围乱糟糟的大呼小叫中，我知道自己是晕倒了；我勉强地睁开眼睛，只见小伙子姑娘们还有我班上的团小组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接着是许多人七手八脚把我抬起来，原来是一辆胶轮大车在旁边，他们把我放上去之后，大车就颠簸起来，没命地摇晃，把我一会儿摇到大车这边，一会儿又摇到另一边。一位老大娘拿来一床棉被垫在我身旁，我就不再像萝卜在菜篮子里一样滚来滚去了。

老大娘如雪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和善的笑容和慈祥的眼神都使我想起电影上敌后根据地老大娘的传统形象，我突然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感动，这颠簸的大车，这蓝花被子，唤醒了我心灵深处的浪漫情致，我不是享受着当年老百姓对八路军伤员的崇高的感情吗?

我浑身的疼痛此时慢慢退潮，代之而来是一种美妙的幸福。

从大车粗糙的栏杆中间，我可以看到我们翻过的土地上正腾起淡淡的雾霭。太阳落在地平线上，那么圆，那么大，那么辉煌，又离我那么近，仿佛伸手就可摸到，不由人不产生一种亲切之感：这伟大的星座从来都是高高在上，永远灿烂得叫我不敢正视，面对着它的光华，我从来都是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的，现在却和我平等相对了。我可以从容地欣赏它那生蛋黄一样柔软地颤动着的面容了。更精彩的是西边地平线上丰满的太阳还未落下，东边地平线上浑圆的大月亮早已升起：月亮没有太阳那样热烈的色彩，但却袒露出透明的纯净的鹅黄。带着母性把光辉泻落在飘着淡色雾霭的田野上。太阳和月亮的光仿佛融合成一片淡淡的玫瑰色的透明溶液，一切都变得晶莹了，连村边的一片柏杨、榆树和枣树的树干都变得透明了，连村边的大车的栏杆都透明得像初生婴儿的手指。   

我想，如果在这样透明的境界中死去，即使没有墓碑，该是多么过瘾，在这样美丽的死亡中，如果脸上不挂着微笑该是多么煞风景。

就是在这样幸福的感觉中我又晕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是在乎谷县医院“病房”里。我第一眼就看到，墙壁下端长着发黑的青苔，房间里没有地板，完全是不甚平整的泥土地，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光着屁股在我身边转悠，这在当时还很贫困的北京郊区是司空见惯的。我一醒来，站在我身边的团小组长就赶那孩子：“走走走!”那孩子赖着不走。我没有力气说话，但却使尽全力问团小组长：我刚晕过去的时候，嘴角上有没有挂着笑容。

团小组长听不懂，没有回答，却让我吃药，我不吃，又问：“有没有笑容?”团小组长被我问傻了。

而那孩子却非常严肃他说：“什么笑容，一脸的苍蝇!”

这句话使我出了一身冷汗，而且有恶心之感。也许我的脸上流出了什么颜色可怕的液体，发出了什么浓重的气味，才吸引了那么多苍蝇吧。

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把那透明的玫瑰溶液中东西对称的圆圆的太阳和月亮的图景和我满脸苍蝇的形象统一起来。也许正因为这样，三十多年的时光都没有使这幅对比十分鲜明的图画的在记忆中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