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底，或者是1970年初，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反正是春节前夕。我从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是，在最亲近的人弃我而去的日子里，又碰到这里的事，心情就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挥别送我上车的堂兄，上了火车以后，就发现皮夹不见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坐在对面的一位复员军官和他的太太，大概正处在浪漫蜜月期，立即表示可以解囊相助。但是，残余的自尊心使我搜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找到了一块钱和几张毛票，就婉言谢绝了。好在火车到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林子贵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上海人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的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林子贵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五块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一块钱，吃一顿晚饭五毛钱，可以饱得打嗝。到泉州的汽车票是两块五左右，再花一角五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为之一振。

可是樟木箱一上了火车，乘务员说太大，要补托运票。一下子花去了两块多。火车上一顿饭起码是三毛钱。全部财产只剩下不到两块钱。买一张汽车票到泉州是绝对不够了。

当火车在厦门火车站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了。

我挑着两个大樟木箱，从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满头大汗，顾不得心疼箱子不断磕着水泥棱角。

虽然是极左的时代，然而厦门人的生意头脑还相当灵活。车站前一群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帮助运送行李。我的狼狈相马上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

我记得请清楚楚，他穿着皮加克，挺帅的，推着车子过来兜揽生意。

我老远就嚷嚷：“别来找我，我身上没有钱。”

真是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早知如此困窘，向林子贵多借五块钱，也不至于狼狈如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突然想起来几年前的一件事，贫困常常使我为钱而生出些鬼点子，连自己都有点才智横溢的感觉。大概是老爸资产阶级的遗传基因顽强繁殖，一不留心，就大肆泛滥起来的。金钱乃万恶之源，对钱算计一着迷，往往使我忘记对阶级的劣根性的警惕。

那时也真是有点人穷志气短。要回上海，泉州到福州的汽车票五块，福州到上海，火车票二十块；加上一天三顿火食，至少也得两块。没有二十七块钱是过不了关的。可是我口袋里的全部资金，连同硬币和毛票是二十二块。经过一夜的苦思冥想，终于有了灵感，到福州以后，不买去上海的票，而向一个朋友磋商，挪借一点，买了一张福州到北京的火车票，三十八块，而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是二十四块，这不是浪费了吗？不，我有把握。从孩提时代起，从老爸那里耳濡目染，就知道大无畏的、敢冒风险精神，对于生意的重要。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安分守己，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永远发不了财。

那是伟大的文化革命以前，上海到北京的票子很紧张，在金陵东路的预售处，要排上一个上午。到上海一下车，我就直奔预售处，向排在最尾巴上的一个人兜售。他不太相信。我陪他去签了票，他很高兴地给了我二十四元人民币。剩下来的算术就简单了：三十八减去二十四，我只花了十四块钱，而不是二十块钱堂而皇之地乘着人民的火车到了上海。当我把这个天才发明偷偷地告诉一个密友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这个人，挨了这么多整，阶级本性不改，不以为羞，反以为荣。弄不好，给人家汇报上去，又是一顿好批。

我感谢他对我的爱护，特别感激他为我保密。

如今，当我站在厦门车站的台阶上，手里摸着一块钱和几张毛票，回忆起这种感激，最苦恼的倒不是明天的汽车票，而是对我的经商天才的羞怯。既然《国际歌》上说过，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只能自己救自己，可是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后代，偏偏不能按照《国际歌》的教导自己救自己。

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把所有的难堪的苦恼都发泄在最关心自己的人身上。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对那个向我走来的小伙子拒绝的那语气是凶狠了一点，和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洗礼的年青一代是很不相称的。

但是，小伙子仍然把车子向我这边从容地推过来。

我绝望地望了他一眼：“我连住旅馆的钱，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把车子往起一支：“没关系。我不要钱。”

他那闽南人的豪爽使我震惊了。

他穿着当时甚为罕见的皮加克，很鲜亮的，可以闻到一种新鲜的皮革味道；那车子也簇崭全新，没有用“侨汇卷”的人是有钱也买不到的。那时自家有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今天的桑塔那，外加缝纫机、手表，是结婚的“三大件”，中产阶级，挺神气的。

他从容不迫地把樟木箱往他车子加长的后架上绑牢，就领着我到了一家小旅店。他用厦门话向一个小老头诉说我的困境。那小店负责人显然是他的朋友，显得颇为动容，表示可以免费提供住宿。床位都看好以后，就拿出登记本来，要工作证。可是我的工作证已经被小偷提溜走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空前紧张，“清理阶级队伍”进入高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革命的警惕性成为人生第一荣誉。那小伙子向他说情：人家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白面书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外逃的阶级异己分子；年纪轻轻，那一点像历史反革命?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他的朋友无动于衷。两个人在我是否可能是坏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小伙子反复说，怎么可能!小店负责人反复说：怎么就一定不可能！连我都觉得我那萍水相逢的朋友，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论证很软弱。就拉拉他的手。他却越来越火了，加大了嗓门，显出闽南人特有的忠于朋友，忠于自己感觉的固执。然而，那老头子也是闽南人，他俩忠于自己的感觉的程度是相等的。小伙子冒火了，闽南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娘的话，时不时地冒出来，对方的句子里自然也不规则地飞溅着这个不文雅的词语。随着争执的热度上升，双方口头禅的使用频率以几何级数作正比例提高。

口头禅的功能是很奇妙的，本来是很粗野的话，其侮辱性的意义与使用的频率会成反比。到了后来，实际上成了某种必要的停顿和思索的过渡，有点像标点符号了。不同的是，标点符号是在句子中间的，而闽南口头禅的伟大特点，却是不时在句子开头出现。

我看得出来，小伙子最大的愤怒倒不在于他的朋友不信服他的论证，而是，居然不信任他所信任的人。这种不够肝胆的表现，是不可容忍的。

最后，他绝望了，用最清晰的语调，一字一顿的，狠毒地把那个平时省略了的最后，也是最脏字眼讲了出来。老头子气得直翻白眼，一时像被鲁智深拳打的镇关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小伙子已经飞快地拉着我的手远走高飞了。

我非常惭愧，向他表示歉意，都怪我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他用闽南腔极重的普通话说：“没有关系，这种人，不是人，不肝胆。老子再理他，是你儿子。”

他很快恢复了情绪，把我带到厦门汽车站，找到当时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大概有点认识吧，也许曾经是邻居吧，或者是什么堂亲吧，我一下子来不及想。但，她显然很信任他，因而也就很同情我。还没有听完他的叙述，就叫食堂工友给我打了一碗饭，还有一份花菜，上面有一点五片猪肉(因为其中一片实在太小了，而且不够完整)。

这时，我才感到肠子在肚子里蠕动，正在发出某种声音。我来不及想清楚是欢呼那喷香的饭食，还是否极泰来，绝处逢生，悲极生乐的晤咽。当时道谢了没有，现在记不得了。只是每次回亿起来，总是想到韩信遇到“漂母”给他吃饭的故事，还有李白的诗句：“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李白毕竟是文豪，肚子饿得快扁了，还很有礼貌，还能忍着口水，推辞三次。我没有这份诗情，究竟是李白过份矫情了，还是我太粗野了，留给后代去争论好了。

我本来只指望她让我在候车室坐上一夜，没想到她竞主动提出让我到工会办公室去，那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说，正好有八个复员的海军经过这里，没有买上今天的车票，你们作个伴吧。

我本来以为，男人大都以肝胆为荣，女人都比较小气，然而，在厦门，居然有女人不但超过男人，而且超过了韩信遇到的“漂母”。

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长沙发上有紫色的棉布套子，我睡的那一头，弹簧已经瘪下去了。但是，在当时沙发是很少见的，就是住旅馆也不能享受弹簧的阴性的柔情。但是，我仍然不能安眠。因为我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到泉州的票子。那小伙子看出我的忧虑，就主动提出：有什么东西可以拍买的。

我吓了一跳。身为读书人，习惯于以清高为自豪，对于金钱的盘算，从童年时代就觉得，是非常臭的。何况，密友的批判，余音犹在。再说，叫我到大街上叫卖，怎么开口呢?他说，没有关系，你这样的白面书生，只要往那儿一站，就是招牌，我替你叫好了。

既然明天我无能把樟木箱挑到泉州去(一百公里啊)，就顾不得什么资产阶级劣根性了，惟一的选择就是把旅行袋提起来跟他回到火车站。

说起来，我那旅行袋里也真可怜，除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糖果以外，只有几件衣服。他就把大白兔糖果鲜艳的包装露在外面，大声叫卖起采。马上就引来了一堆围观的人。可惜的是，没有人对糖果有兴趣。叫了半天，只有一个搬运工模样的人，把我的旅行袋打开来仔细察看了一番，提出了我十年前做大学生时穿的，已经褪色了的绒衣，正面、反面反复观察、抚摸，又紧张思索了一番以后，问我多少钱肯买。我想十年前三块六毛钱买的，现在最多只值一块钱。但是，一块钱，加上我口袋里的一块多钱，还不够到泉州的车票，从泉州汽车站到华侨大学的公共汽车票还得一毛五。我就狠狠心，让我那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发作了一下：一块五毛。那搬运工，马上就要掏钱。可是小伙子厉声嚷嚷起来：一块五怎么行。这么厚的绒衣，起码五尺布票，一尺布票就要一块钱了。

我突然紧张起来，按党的政策来，买卖布票是违法的。

但是，我的舌头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听任小伙子作主，以五块钱成交。

当我拿着一把带着那工人阶级体温的、粘着草屑和污泥的毛票和硬币的时候，心里并不仅仅是兴奋感激。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本能地用最为文雅的姿态和小伙子握手，对他表示感激，隐隐感到所有感激的语言此刻都显得苍白而空洞。

当小伙子离开的时候，我望着他的背影，并不像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写的感到越来越高大，却有一种压抑和怅惘像阴影笼着我的心头。

晚间我在那张红色沙发上躺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可救药的。

我为铜臭又一次使我堕落而感到无限仟悔。

小伙子是我灾难中的救星，还是恶魔的引诱呢?他是可爱的，还是可恨的呢?

如果，这个故事让我的密友知道了，我该是多么羞惭啊……

不过，那一夜，我没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