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化治霾，注定行之难远

朱昌俊

热点：近期，为降尘治理雾霾，郑州市区洒水日耗3.5万余吨，此举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发市民持续热议，质疑声众。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目前“南水”入郑，虽然去年全城“喊渴”的局面得到缓解，但随着用水量的递增，测算到2020年，会再次面临缺水的压力。同时，有专家认为，洒水降尘治霾扬汤止沸，洒水对扬尘有作用，抑制不了雾霾，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实现花费与收效的平衡。（8月23日中新网）

时评：“4月份开始，一天洒水6趟，平均俩小时洒水一次，一辆洒水车一次装10吨水，跑一趟基本洒完，一天洒掉60吨水，用的都是消防栓里的自来水”。相关资料显示，郑州市一天的洒水量3.5万吨，按每吨3.05元计算，每天需要洒掉约10.7万元。从这样的投入来看，郑州方面治霾的决心和投入力度毋庸置疑。

然而，与今年1月-6月，郑州市大气环境质量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的雾霾严峻形势相伴的是，郑州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均值的1/10，属于严重缺水的城市之列。当雾霾遭遇缺水，拿本就有限的水资源去治理雾霾，这样的安排，当然首先要面临合理性的疑问。

专家透露，之所以启用大规模的洒水治霾，主要是为有效遏制道路和工地的扬尘。华北环保督查中心2015年5月以来几次专项督察和环保部门对该市领导的约谈显示，郑州市明显存在着扬尘污染问题突出等问题。于此而言，大力降尘也确实是郑州治霾的一种务实选择。但问题在于，依靠洒水降尘，终究非治本之策，它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一，洒水之外，其它降尘的手段是否用尽了？二，扬尘问题对郑州环境质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从降尘的综合治理来看，据媒体此前报道，华北环保督查中心在现场督察发现，郑州多个工地在落实包括施工工地周边100%围挡、物料堆放100%覆盖等在内的“6个百分百”要求上流于形式。显然，相对于单方面不计成本的洒水，落实这些要求才是真正的源头治理。

而如果联系到治霾的全局性，洒水降尘更容易显示其局限性和功利性。环保督查部门对郑州雾霾成因的诊断除了扬尘之外，还包括燃煤污染治理力度不够，特色产业违法排污情况普遍，部分大型企业违法排污等。不难推断，这些相较于扬尘而言，其实才是雾霾的根源性原因。在治理上，也比洒水更复杂，更需要治理的智慧和魄力。而扬尘只需加大洒水的投入，在短时间内或许就能收到效果。但从长效看，且不说洒水带来浪费问题，在其他成因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洒水到底能起到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样的做法，只能令人想到是相关方面应对约谈压力的短视之为。

不可否认，上级环保部门的约谈确实会给治理者带来现实的压力。但如果这样的压力转化，只换回功利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不是上级部门与公众所希望看到的场景。说到底，治霾没有太多的捷径可走，必须在全方位的视角下加以审视，讲究智慧和策略。如果一味选择最简单的路，最容易出“政绩”的方式，不但将徒增不必要的成本，也可能贻误雾霾治理的最佳时机。主政者大开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多一点“功成不必在我”之心态。

洒水治霾所凸显的治霾行动力当然需要被看到，但治霾归根结底要讲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雾霾的形成正是过去经济粗放式发展的一种产物，那么，在治理上若仍延续着“不惜一切”的粗放式治理，最终很可能会旧问题未解，新问题又起。不管怎样，对于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而言，优先选择用水来治霾，都算不上最优方式。以短板来治理短板，很有可能是短板愈短。而功利化治霾，也注定行之难远。（光明时评，2015-08-24）

刘慈欣获雨果奖：科幻文学的春天来了吗？

杨兴东

热点：8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举办的2015年“雨果奖”揭晓，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最佳长篇小说奖。《三体》此次获奖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在国际科幻作品大奖中获得奖项。（8月23日澎湃新闻）

时评：中国作家刘慈欣这些年的科幻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一部《三体》被网友誉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推向世界高度”，此次摘得雨果奖桂冠，更是打破了多年来，中国作家无人在此领域获奖的空白。然而，尽管刘慈欣个人成绩突出，从大环境来看，中国科幻文学仍处于一种比较低迷的阶段，科幻文学受众仍旧相对小众。

科幻文学重不重要？答案不言而喻。还记得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当年他的一部作品《从地球到月球》，其中所提供的登月方案，绕月飞行后来一一被验证。《海底两万里》中描绘的潜水艇，更比潜水艇的发明提前了100年。某种意义上，科幻文学具有开辟道路作用。而热爱科幻文学的群体，在科学上的前瞻性也强于其他群体。上个世纪在科技领域起着先锋作用的美国，其本土诞生的科幻文学以及科幻文化，便十分浓郁。无论是科幻文学大师阿西莫夫描绘的机器人三大定律，还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影视作品《星球大战》，科幻在美国社会，可谓站位高处眺望遥远科技彼岸的纹路。这也就使得美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浓郁的科幻文化，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后辈前赴后继，崇尚科学家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而从此次中国作家首获雨果奖来看，我们在科幻文化上的建设仍任重道远。尽管文艺是多元的，但科幻的过分小众地位却是不利的。打开互联网小说网站，最吸引人最受年轻一代喜爱的是玄幻小说。何谓玄幻，即玄学为基础，如魏晋修仙风气一样的小说。打开电视，荧幕罕见国产科幻。即便有一二作品，也由于水平太差，难以吸引观众。甚至于朋友圈，都是所谓的心灵鸡汤占据主流。一个社会的群体仿佛与科幻文化绝缘，由此带来的直接恶果是社会对科学家的热情不高，学院下一代坐得住冷板凳搞前沿研究的学者也渐渐稀少。在尖端科技领域，我们缺少突破性的进展，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文化领域构成钱学森之问的一个重要答案。

由此而审视中国作家刘慈欣首获雨果奖，我们既为他感到高兴，同时又不应只注重他一个人。科幻文学可以通过大师的作品得到迅速传播，同时也需要更多真诚的爱好者与创作者的携手前进。就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创作平台仅剩下《科幻文学》杂志而言，这种前景无疑并不乐观。

以此而言，围观刘慈欣获奖，更重要的是看到国产科幻文学的狭窄空间，呼吁关注并拓宽科幻文学的道路，让科幻文学获得更广泛的传播空间，获得更强的生命力，诞生更多的优秀作者，也让我们的文化土壤得到改善，注入崇尚科学的基因。而从长远来看，这中间需要做的工作，绝不仅仅局限于科幻文学本身，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用心培植。  （东北新闻网，2015-08-25 ）

冲突的户籍信息背后是政令中梗阻

张燕

热点：更换港澳通行证原本是小事一桩，可广州户籍，出生在重庆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5前的人们都会遭遇办证难题。家住广州天河路的曾先生（化名）遭遇了出生在重庆还是四川的难题，如果选择出生地重庆，曾先生的资料与办证中心系统中的资料有冲突，他要回户籍地办证中心，重新修改户籍资料才能办理通行证。无奈之下，曾先生只好把通行证出生地改为四川省，这才顺利换证。（8月23日《广州日报》）

时评：出生地，是一个无法忘却也无法修改的身份记忆。可行政区划的变更，不可避免会导致一个人出生地、户籍信息等发生变化。重庆曾经三度直辖，不仅部分50后出生的，最早一次直辖（1930年代之前）前出生的也还有部分健在。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他们的出生地于当时而言，确确实实是四川省。当初的事实，后来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如果相关机构不及时作出调整，就会致使公民办理相关证件时遇到麻烦。

我们可以批评广州的出入境民警刻板不知道变通，甚至可以说他们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但规矩摆在那里，每个国家的出入境管理都有其规定，这不是某个基层的办事机构及办事职员可以决定和改变的。换句话说，批评基层职员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不是基层民警建议曾先生将错就错将“四川省”当出生地，曾先生更换港澳通行证的程序会更麻烦。

同时，不得不说的是，重庆恢复直辖市已经足足18年，如此长的时间，公安系统的户籍信息居然还没有纠正这个问题，这种效率确确实实反映出政令中梗阻之严重。省级行政单位的变更，是由全国人大投票决定的，这就相当于立法，是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决定­——是最高级别的政令之一。既然投票决定恢复重庆直辖市，那么相关的配套工作，包括公安、民政系统的户籍信息变更就该尽早完成。

政令难出中南海，国家法规、政策从出台到落实，要花很长时间，甚至落地后依旧被打折扣的现象，我们见得很多。如果说是几十年前的非信息化时代，户籍信息变更效率较低还勉强可以理解，放到今天，信息技术已经很发达，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居然没有修改完善，这怎么也说不过去。事实上，哪怕是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18年，也足以将一项国家最高机关作出的决定传播到最基层办事机构。恰恰，在前信息化时代，只需要一纸政令，不会有计算机程序的呆板，只要办事人员不故意刁难，四川省还是重庆市不会成为问题。

而在现代社会，如果相应的联网工作没有修改，计算机程序会刻板认为修改之前的才是对的。对于公安部门而言，人口、户籍管理早已实现数据化联网，甚至我们经常看到，正是因为我国户籍信息的各种联网，有效地精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对打击犯罪贡献很大。可为什么，这样一套看似早已高科技化的联网信息，居然长达18年没有修改“四川省重庆市”这个错误？这无非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修改，也不至于要耗费很大成本。何况即便成本再高，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既然做出了决定，就要执行，毫无疑问人大在审批年度预算时，也有经费上的保障和考虑。

不得不说，这就是公安户籍管理在日常工作中的渎职和懒政。正是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办好了、考虑周到了，也没有多余好处的思维，导致了部分中梗阻现象发生。搜索新闻发现，18年来四川重庆户籍信息冲突打架的情况时有发生，难道非要公众来来回回跑，多花钱和时间才满意吗？政令中梗阻的问题实在太多，一项一项去发现和解决又何时是个头? （光明时评，2015-08-24）

总有一些检查叫“走后就发生事故”

王传涛

热点：22日20时56分，润兴化工发生一起分离器着火爆炸事故。来自淄博市官方微博的消息称，截至23日1时50分，明火已经扑灭。桓台县政府新闻办介绍，事故共造成1死9伤，其中死者是在清理现场时发现的，系工厂职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均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淄博也不例外。8月15日，淄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红头文件。（8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时评：天津港爆炸火灾事件之后，许多人预料到了全国范围将开展安全大检查的规定动作；许多人也预料到了安全大检查之后仍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只是，想到以上两点的人，恐怕万万也不会预料到，类似的化工厂爆炸火灾事故，来得如此之快，如此猝不及防。

淄博润兴化工厂的着火爆炸事故，较之于天津港爆炸火灾事故，无论在威力上还是在受灾程度上都很难同日而语，因此，当全国媒体与网友的目光聚集在天津之时，淄博的这起化工厂爆炸事故很难再有强烈的反响。可是，小事故也是事故，如果说天津爆炸事故撕掉了生产安全的底裤，则淄博润兴化工厂爆炸事故也可以管中窥豹，并成为反面教材。况且，对于这样两起事故，却也有着相同的桥段与情节——之前都有过安全检查，包括被安全部门约谈。可是，假如约谈和走马观花式的检查真得有实际作用，相信淄博润兴化工厂的爆炸也不会发生。

总有一种检查叫做“走后就发生安全事故”；总有一种安全事故发生在“安全检查刚刚结束之后”。西方谚语曾教育我们，一个人很难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对于我国的安全事故而言，却总是重复着这样的雷人事故和故事。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检查和约谈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本上在最大程度上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笔者认为，灾难后的应景式安全检查虽然也有必要开展，但是毕竟对于“百密一疏”的安全事故起不到根本上的遏制作用。而要剔除安全事故的隐患并形成真正的警醒，当要更加注重“两头”工作。一是，任何一个化工厂的设立与选址，无论是安评，还是环评，无论是政府的安全监管，还是对于企业自身的防范，都应该走最严格的程序。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以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更要相关安评和环评机构严格履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还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安全业务培训，真正做到把事故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二是，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对于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和地方监管部门与分管领导，都要进行最严厉的问责。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存有侥幸心理的企业主和地方政府加强戒备。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国务院工作组关于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情况汇报，会议强调，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对涉及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违法违规的决不姑息，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责”。应该说，这体现了党中央对于整饬安全生产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事前强化程序正义以预防，事后强化问责和党政同责，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再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故。对比之下，样板戏化的全国安全大检查，可能存在“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落实文件”、“约谈落实约谈”的嫌疑。因此，希望淄博爆炸事故后同样能有严厉的问责和最真实的调查，同样能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结论。  （光明时评，2015-08-25）

终结“奇葩证明”不能止于不再开具

朱昌俊

热点：身份证丢了，户口簿丢了，甚至人“丢”了，都要去派出所。“有困难找警察”是不假，可有些事情，民警真的帮不了忙。近日，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就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8月24日《重庆晨报》）

时评：但凡涉及“奇葩证明”的新闻，总会引发民众的普遍关注。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不合理证明的存在，都可能给每个人的正常生活带来是实实在在的影响。这次公安部门公开不再由自己开具的18项证明，按理说应该是好消息，但从舆论对此的反应，却要复杂得多。

公安机关的每一项职责都对应的是具体的规定。一些本不属于公安部门职责规定范围内的证明，当然不应该由公安机关来开具。但问题在于，公安部门按照规定不再开具，并不等于“奇葩证明”就不需要了，甚至一些部门明确规定只承认公安机关开具的证明，那么当“开证明找警察”不再管用了，是否会在客观上陷民众于更大的办证难之中？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不少情况下，公安机关之所以成为民众办证的“首选”，恰恰只是因为确实不知道应该去哪办。此次公安部门声明不再开具的18项证明中，不少将只能由公证机构开具，显然，较之于公安机关此前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的证明，找公证机构所产生的费用，乃至带来的不便，恐怕都要提高。甚至一些开具部门不明确的证明，将令民众在办证的过程中成为无头苍蝇。

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如果对“奇葩证明”的声讨，换来的若只是公安部门自身的解压，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毕竟所有不合理的证明，最终承受者还是需要办事的民众。乐观视之，公安部门能够对一些证明的开具责任作出厘定，只是“规范”办证程序的开始，它需要其他部门的接力与联动，更有赖信息部门之间能够打通信息壁垒，真正从源头上减少证明开具的必要性，实现“让信息多跑，让人少跑”。

所谓“奇葩证明”，办证难其实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指向的是不合理的、非必要的证明。而对于办证流程的简化、梳理，明确办证部门仍只是作用于减少办证难度。然而，要最大程度避免民众不再为证所扰，主要还应该在废除不合理证明上发力，让信息共享、流通，取代证明。如一些证明确实属于刁难、过时的，没必要向办事机构提供，就应该加大清理力度，直接废除，而不只是办事部门声明不再开具。而另一些证明所要求的信息，确实具有现实合理性，那么也应该尽量通过行政部门之间充分的信息共享，来减少让民众自主提供信息的必要，能够通过信息流通解决的，就不应该要求开具证明。

在当前对于奇葩证明的改革过程中，或许还存在着一种行动上的误区。即不少部门或地方只限于在减少不合理证明上做文章，而在公民基础信息共享的建设上行动乏力，导致证明依然过多过滥。

在本质上说，减少证明对于公民正常生活的干扰，确实不只是某个部门的事，而是有关于整个行政服务系统的再造。只有充分的信息流动与共享，才能在根本上减少民众人在“证途”的烦恼。在这个角度而言，公安机关主动厘清自身的办证职责，不是终极的解决之道，终结奇葩证明扰民和推动信息共享上，应该做和需要承担的还有很多很多。  （潇湘晨报，2015-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