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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夜泊》:出世的钟声对落第者的抚慰

发布时间:2016-6-16 15:22:45

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不但在中国脍炙人口,而且在日本据说“妇孺皆知”。(陈衍:1858-1937《石遗室诗话》)为了其最后一句中的“夜半钟声”四个字从宋朝争论到清朝,持续一千多年年,不是中国人对诗特别执着,特别呆气,而是因为其中涉及到诗歌意象的“虚”和“实”以及“兴”和“象”,还有“情”与“境”的和谐统一的根本理论观念。

论争长期在聚焦在“夜半钟声”是不是存在的问题上

欧阳修(1007-1073)在《六一诗话》中带头说没有。坚持说有的,分别引用白居易、温庭筠、皇甫冉诗中有“半夜钟”,还有人直接调查得知有“分夜钟”之事,更有引《南史》“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的。双方看似相持不下,但是,其理论出发点却是一样的:夜半钟声存在与否,关系到此诗的真实性,如果不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则此诗的艺术价值至少要大打折扣。

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论争是比较肤浅的。

对于诗歌来说,其区别于散文的特点,至少是其在想象境界中的虚实相生,拘于写实则无诗。闻一多说过“绝对的写实主义是艺术睥破产。”从阅读效果来看,“夜半钟声”为实抑或为虚,并不影响其感染力。清人马位《秋窗随笔》说得得干脆:“即不打钟,不害诗之佳也。”可惜,这仅仅是感觉,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普遍高度。由于理论上的不自觉,从欧阳修到陆游,都有点过分咬文嚼字。倒是元朝的一个和尚园至在《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卷一中触及到了要害:“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就是说不能在字句上死扣。但是,这个说法,还是不够到位,直到胡应麟(1551-1602),在《诗薮》外编卷四才说到了要害上:“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胡氏这样的观点打破了古典诗话中不正视想象、虚拟的机械真实论。在诗话家为机械真实论所困之际,胡氏表现了难得的理论魄力:诗人是不是听到了钟声,是弄不清楚的(“未可知也”)也是不需要弄清楚的,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根本不用费工夫去计较:“区区事实,彼岂暇计”。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兴象之合”。只要诗的主体的感兴与客观物象契合,是不是事实,就是区区小事,诗人是不屑斤斤计较的(彼岂暇计)。

“兴象之合”,感兴与景观的和谐,这是中国古典诗学特有的境界。

关键在于这个“合”字。近千年来,诗话家对之似乎关注得不够。

元朝的那个和尚似乎对这一点有所意识。他对“夜半钟声”,不从客观存在来研究,而是从诗人主观感悟上来解读,提出钟声的功能是突出了愁怨之情:“霜夜客中愁寂,故怨钟声之太早也。夜半者,状其太早而甚怨之辞。”这个“愁怨之情”的说法,赞成者不乏其人。唐汝询(明末清初人,约公元1624年前后在世)《唐诗解》卷二十八说:“月落,乌啼矣,而枫间渔火依然对我之愁眠,目未交睫也,何钟声之遽至乎?夜半,恨其早也。”这里的“恨其早也”的“恨”其实就是诗中的“对愁眠”的“愁”引起的。这“愁”不是不是一般的愁,而是“客中愁寂”(张继是湖北襄樊人)。主观的“愁怨”和客观的“寂寞”结合在一起,无声无息,“兴象之合”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二者的高度统一,浑然一体是和谐的。“对愁眠”,提示抒情主体是处于睡眠状态,因而,这主体的“愁”就是一种持续的压抑心态。“兴象之合”的第二个特点是愁怨与孤寂是持续的。然而,这统一和谐并不是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个处于睡眠状态的人,睡着了没有呢?没有。对着“江枫渔火”,说明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失眠的人。在一片岑寂的夜半,愁而不眠的眼睛,望着夜色反衬着的渔火,静而不宁,宁静的表层下掩盖着不宁静,这可说是“兴象之合”的第三个特点。有关的资料告诉我们,诗人因为科举落第,只好在孤独地面对着他乡的静寂,在失眠中体验着失落,这种失落是默默的。(台湾散文家张晓风以此为题材写过《不朽的失眠》)。在无声无息的境界中,忽然听到寒山寺的钟声悠悠地传来。正如唐汝询所说“何钟声之遽至乎?夜半,恨其早也。”怎么已经半夜了?这不是打破了静寂的意境了吗?是的,但不过是心头微微触动了一下,并不是某种冲击。毕竟它来自寺庙,来自佛家出世的梵音。这声响如“鸟鸣山更幽”一样,反衬得岑更加岑寂。对于因入世遭到挫折而失眠的他,对于其默默体悟着受伤的心灵,悠扬的钟声更多的是一种抚慰。“兴象之合”的第四个特点就在无声的静寂中钟声的微妙抚慰,使得整个境界变得更加精致。第五个特点是,这是佛门的钟声,提示着香客半夜赶来,营造着出世的氛围。并不是所有的“夜半钟声”都符合张继的心灵相“合”的。有世俗的,入世的“夜半钟”,如彭乘(985-1049)在他的《诗话》中所说:“人之始死者,则必鸣钟,多至数百千下,不复有昼夜之拘。俗号‘无常钟’”。王直方(1055-1105)在《诗话》中说白居易诗中有“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後。”温庭筠诗中有“悠然逆旅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朱弁(1085-1144)《风月堂诗话》卷下提出“齐宗室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前代自有半夜钟·······江浙间至今有之。”(宋)范温(生卒年不详,徽宗政和初曾出仕)《潜溪诗眼》又考证出“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所有这些都是尘世的钟声,如果是这样的钟声,对这个因入世而受伤的心,可能是个刺激,主客观的和谐可能被打破,兴象之间就可能不“合”。 网上有人考证说:“寺院撞钟的传统源自立志修行的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这样的钟声,对于落第的张继来说,应该隐含着某种从痛苦中超脱的韵味。

离开了诗中营造的这种从入世的感伤到出世的安抚的微妙境界,去考证钟声的有无,把尘世的钟声和超越尘世的钟声混为一谈,只能对解读这首不朽的诗篇造成混乱。这还不是诗的全部。还有一些环节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钟声的韵味和“寒山寺”的关系。王士禛(1634—1711 )《渔洋诗话》卷中记载,有人说,这诗好在准确地表现了苏州的地域特点(“诗与地肖故尔”)。如果改成“‘南门外报恩寺’岂不可笑耶?”王士禛用反证法说,如果将“流将春梦过杭州”,改成”“流将春梦过幽洲”,将“白日澹幽州”,改成“白日澹苏州”,并不影响诗的韵味,同样令人“绝倒”。他很机智地反驳了其妙在客观地域风物。但显然留下了不足,那就是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寒山寺”比之“报恩寺”有更经得起玩味呢?这个问题黄生(1601-?)在《唐诗摘抄》卷四中正面回答了:“只‘寒山’二字雅于‘报恩 ’二字也。”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寒山,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502-519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一百多年后,唐贞观(627年—649)年间,传说当时的名僧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来此住持,改名寒山寺。“寒山”作为梁武帝建寺的典故,加上历代诗、文、画中,积淀着文人超越世俗的高雅趣味(如“远上寒山石径斜”),再加上寒山这个贞观年代的名僧的名字,比张继生活的时代早了一百多年,时间的距离,更加提高了审美价值,而“报恩”二字,却充满了实用功利,缺乏审美的超越性。

一些认识到钟响心愈静的诗话家,还对开头的“月落”解读为“欲曙之时”,四更天快亮的时分。这样一来,就得硬说这是倒叙,把最后一句“夜半钟声”放到第一句“月落乌啼”的前头,亦即四更后的回忆中去。这就有点穿凿了。最为生硬的是徐增(1612-?):“在寒山寺,实是早起钟声,张继愁眠听去,疑其是夜半也。”其实,月落不一定要等到四更以后,要看月初还是月末,月亮在夜半落下去也是常见的事。诗话家们唯一遗漏了的是“鸟啼”,没有任何解读。其实,“鸟啼”和“月落”,都在“对愁眠”之前,对一个落第者来说,“乌啼”正是命运的不详之兆,提示“对愁”而失眠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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