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要问我，生平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也许，不少朋友会以为我要回答，“文化大革命”那受审查的日子。然而，比起1990年夏天我在德国特里尔大学那三个多月的暑假来说，简直算不了什么。我这个人好聊天好乱吹，在朋友赞赏的眼神中，我的智慧会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有时我自己都很惊讶，我怎么会把很普通的话讲得那么有趣，有朋友开玩笑说，乱吹，并且有听众，是我生命最煌辉的时刻!

去德国之前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智慧相应的朋友和我聊天，那日子该怎么过!可到了德国不久，做梦也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一到6月底，大学放暑假，德国的大学生部去打工或者旅游了，整整一座小楼只剩下我一个人，起初，我还只是感到有点寂寞，后来就觉得有点闷，过了一星期，就感到有点难受；这种持续性的难受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还伴随着某种绝望。不管怎样你都不可能在厨房里或者在走廊里碰到一个人和你点头微笑，或者寒喧致意，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像在一个寂静的无底的深渊中不断下沉，心永远悬浮着，永远孤独，不可能有人和我交谈，那怕是谈谈孤独的痛苦也好，几个星期下来，没有机会讲任何一句活，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舌头是不是退化了，于是便大叫一声，听到房间里分外响亮的回音才庆幸自己的发音器官没有致残。

生活变得十分沉重，早上起来，再也闻不到隔壁房间里透出来的咖啡味，中午进厨房再也看不到那个留着大胡子的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就着矿泉水吃面包夹火腿了。连那个很爱讲话的房东太太都和她丈夫开车到法兰克福汉莎航空公司去看儿子和媳妇了。窗子外面是空空的花园，不对可以听到成熟的梨子和苹果掉在地上的声音。要在往常，房东家那条很有灵性的小狗菲利克斯早就欢乐地叫起来，拉着房东太太的衣裙去拣果子，而我就在阳台上和房东交谈，讲几句夸奖菲利克斯的话，房东太大就心花怒放地笑起来。把一盆一盆的苹果和梨拿来送我，有时还有家制的果酱。然而现在连菲利克斯都走了，掉在花园草坪上的苹果和梨都开始烂了，我也没有兴趣去拣，苹果既不值钱又不会讲话。

漫长的孤独实在不亚于单独囚禁，与囚禁惟一的不同是我可以自由地走到街上去，可是街上行人稀少，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开着车风驰电掣的往来。只有公共汽车站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研究公共汽车停靠的时刻表。为了得到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不由自主地走向车站，当我发现那个人长着亚洲人的脸时，高兴极了。很显然，他是刚来德国，对德国公共汽车运行不了解，由于家家有汽车，公共汽车开得很大，一般都像火车那样按固定班次运行。我准备以一个老住客的身份向他介绍一下这里的公共汽车的特点，我想，这起码可以让我过上5分钟讲话的瘾。

那人见我也很高兴，随即对我讲了一大串话，非常可恨的是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用英语试问了一下，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个字，原来他是个韩国来的留学生，真是扫兴透了。

只好回到房间里去忍受那无边的孤独的煎熬。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煎熬。在绝望的寂静中，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太可恨了，而生命又是太漫长了。更可怕的是心理孤独产生一种生理反应，那就是失眠。每当夜晚到来之时，我就害怕失眠症的光顾，它的先兆是寂静到耳朵里产生一种很细微然而又很尖锐的耳鸣，待你认真辨别时，它又消失了。可是这时头脑却变得异常清醒、不论你是默默数数字还是戴上耳机听一种气功催眠录音带，都无济于事。

孤独，变成了亢奋，亢奋变成了对于自己健康的忧虑。在这八杆子打不到一个鬼的地方，这样失眠下去，健康恶化生了病，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   

于是便坐起来、读一阵书。又到花园里去散一回步，任夜晚清新的空气爱抚我有点发烫的脸。月色是朦胧的，发烂的苹果时时被我踩得噗噗出声。“花园很小，转一转只要两分钟，我默默数着转了100圈，似乎已经颇有倦意了，可回到房间又变得清醒万分，而耳朵里那从寂静的深渊中发出来的尖锐而微细的耳鸣却不断响起。

凭我接触的医学常识我知道，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是语言机能长期抑制的结果，治疗这样的症候，最好的方法是找人谈话，眼前没人可谈，何不打电话呢?但是，半夜三更，不管是给什么人打电话，也会被视为神经病的，惟一的办法是往时差大的国家打，像中国、美国、澳大利亚。虽然，国际长途，价格较高，但是为了缓解我的病情，也就顾不上了。首先是往家里打，太太正上班，和她一面聊着，一面看着那电话机上的数字计价器飞快闪动，也顾不得心疼钱了，一聊就是10分钟，几十马克花掉了，心情也自在多了，最奇妙的是，往床上一倒耳鸣居然没有发作，不久便呼呼大睡，直到第二天10点才醒来。这种“电话疗法”太可爱了，不过就是昂贵了一些。

第二天我故意晚些睡，而且不等耳鸣发作，就往澳大利亚一个学生林茂生那里打。他很惊喜，我向他诉说孤独的恐怖，他说没关系，他可在悉尼大学为我谋到讲座。这一下，我的精神大为振奋，居然和他在电话里开起玩笑来，至于那计数器如何飞快闪动就不去管它了。打完了，一看20多分钟，100多马克并不感到冤枉，因为我的舌间留着越洋谈话的心旷神怡之感，那是比喝了铁观音，吃了鲜荔枝还精彩的快感。

持到我躺到床上，那种口角留香的快感还浮游在舌根，我就静静地享受着那快感的余韵。这一天自然是睡得十分酣畅。

第二天一到夜间，我那失眠的预感又袭来了，幸运的是澳大利亚来了电话，说那里东亚系的系主任克拉克，一个日本教授，愿意邀请我。正式邀请函不日邮寄。我又和他大侃了一番忍受寂寞的痛苦，甚至夸张地说，我几次走到莫萨河边想自杀，但是，由于看到那每天都浮游在河面上的3只天鹅，才觉得生活并不是那么可恶。

这一夜不但睡得好，而且愉快的心情留到了第二天；我居然一个人在房间里独唱了几首流行歌曲。

电话疗法是如此有效，如此可爱，可是毕竟代价太大了，我的收入不高，每天都这么阔绰地打越洋电话，连吃饭付房租都要成问题了。

为了节省开支，我试行一种新的办法，那就是模拟电话，一个人在房间设想着和朋友家人通话，而且把声音故意放大，好像太轻了不能越过千山万水似的。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模拟对话，由于没有对方的反应，我的舌头上没有回肠荡气的快感，其结果是那一天，我又失眠了，不但有尖锐持久的耳鸣，而且有不规则的心悸。

第二天，我起来照照镜子，人几乎瘦了一圈，端的是形容憔悴。

为了拯救自己，我决定每晚到街上去散步，只要碰见什么人就和他讲话。但是德国人一个个彬彬有礼，只要你眼睛朝他一看，他就问候一声“晚安!”径自走了。街上走路的人又是那么稀少，偶尔碰到一个人往往又是醉汉，偶然和一个正经人比肩而过，常常又是挽着女士的手臂，连看都没有看到你，就飘然而过。

好容易看到一个人悠悠荡荡地走过来了，看样子也是在散步，我心中大喜，这下子可要抓住他和他至少谈上3分钟。待他走近一看，我更是心花怒放。原来这家伙就是那个韩国人；他居然不认识我了，还直瞪着眼睛走了过去。我十分恼火。心想这家伙实在不可饶恕。哪怕是和他打一架，和他吵上几句就算没有白搭。于是赶紧回过头来故意撞了他一下，那家伙哎了一声，摇摇欲倒，在倒在地上之前，一手抓住了我，那手火一样的烫人。

他也认出来是我，于是用他那蹩脚的borken English(不通的英语)对我说，他病了，又不懂德语，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医生。我问他有没有办医疗保险，他也听不懂，我把他领到住处把医疗保险合同拿给他看。他摇摇头。我便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陪他一起到一家私人医院去，他把医疗保险合同拿给护土看，她点点头，在电脑上打印了一番，就叫我们在候诊室等候。在医生检查的时候，我就替他当翻译，取了药以后，我问护士要不要付款，护士说暂时不用，日后寄上帐单。

这一天晚上，我把他留在房间里住下，替他烧茶弄水，忙忙碌碌。由于这位韩国人的英语太差，有时为了交换一个简单的信息，都弄得我满头大汗，但是我的舌头却在空前忙碌中得到了新异的快感。

我的失眠症、耳鸣，心悸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国人的病折腾了一个星期，终于好了一些，正巧有另一个韩国人经过这里，便来访问他，为他服务，为他端菜，弄水，和他叭哩咕喀，把我完全丢在一边，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嫉妒，眼瞪瞪地看着韩国人把他接走了。

于是，我又陷入了失眠、耳鸣。心悸的忧虑。

但是，这一切却是多余的。

原因是韩国人走后的第二天，医生的帐单寄来了，一共1000多马克，居然帐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和地址。于是我赶紧到医院去声明，看病的不是我，但是我的医疗保险合同，却在医院的电脑中登录在案，那上面地址和姓名都是我的。而且由于我的医疗保险合同是十分廉价的，只能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住院。随意选择门诊医院是要自己付款的。

我向护士、医生反复说明，这是一场误会。

然而德国人的文牍主义是十分可怕的，他们只相信文件，绝对不相信活人，而且他们看亚洲人的脸都是一样的。我申述再三，第二天信箱里寄来的仍然是医院的催款通知，我再次去说明，他们再次通知，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每天早上就出去奔波于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到了一个月以后，居然医生方面用中文给我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如不付款到某大银行某某帐户，将采取法律手段，而且这封信是从我工作的特里尔大学转来的。

于是我每天又增加了往大学去交涉的任务。

对于这一切，我并不感到痛苦，相反感到十分心情舒畅。因为每天都变得有目标，每一单位时间都有一大堆重要的话要讲，而且每讲一句都有对方的反应，这比之打越洋电话不但便宜，而且充满战斗的豪情。虽然往返奔波要花不少的的公共汽车费，但后来我买了一张月票就便宜多了。

我的生命变得充实，我的舌头也享受到发音的欢乐。我知道，我的奔波，不仅仅为了保护我的存款和名誉，而且有利于治疗我那可怕的失眠症。

两个多月奔波下来，我的面色恢复了红润，我对着镜子欣赏自己，那简直是青春焕发。

美中不足的是我的申诉胜利了，医院方面终于弄清楚了两个亚洲人形象的区别，恰巧韩国人来看望我，很爽快地付清了医疗费。

然而我却并未因此而产生了失眠的忧虑，因为暑假结束了。

菲利克斯又在花园里欢乐地叫了起来，隔壁大学生的房间一大早又透出了咖啡的香味，在厨房里我们又可以一面用餐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了。

同时，从澳大利亚那边寄来了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函，连每次讲座近200澳元的价码都写得一清二楚。我自然十分开心，打了电话到波恩澳大利亚驻德使馆去，对方的答复是像我这样的情况签证大约需要等三四个月以上。

我随即给悉尼大学的那位好心的克拉克教授写了一封抱歉的信，说是我病了，不能去澳。等到我的学生林茂生从澳洲打来十分惊讶的电话，问我为什么变卦，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把问题说清楚。接着另一个学生范希健又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来说服我，我也千方百计地婉谢了。

那是因为4个月后，就是为期一个月的假期，我不能再度在这座空楼中忍受孤独的折磨和失眠耳鸣的摧残，可以肯定那绝对不会再冒出一个生病的韩国人来让我操心了。

不久以后，尽管在德签证期还有三四个月，我毅然启程回到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