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三要素”即出上的证明方法，对于培养青少年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是有作用的。例如在初中阶段，对初学议论文写作的少年来说，进行观念与材料的统一的训练，是必要的。但是，例证的有限性和观点的普遍性是永恒的矛盾，故即使典型的例证加上概括性的例证，也不能证明普遍的观点，最多只能起说明观点的作用。要成为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不能满足于这种初级思维的方法。高中生的议论文写作训练，不能停留在那种把具体事实和现成原理直线地联系起来，加以简单说明的初级阶段。

一、“三要素”理论的局限性

从根本上讲，把论点、论据和论证作为抽象思维“三要素”的理论还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形式逻辑还只是思维形式的规律，只是事物表面的外在联系，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极其有限的。抽象的理论思维，当然不能没有形式逻辑，但不能仅仅限于形式逻辑。要提高抽象的理论思维能力，就要在严格遵循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则同时是思维内容的规律，它反映事物内在联系和转化的规律。

按形式逻辑来看，立论就是在推理中证明。它的局限是很明显的。第一，只能说明其或不能证明其是，而事物是非常复杂的，常常不能以简单的是或否来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第二，形式逻辑的“证明”是现有论点，然后选择论据。它对论据的选择以是否有利于论点为标准。这从认识论上来说，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回答论点如何产生这一关键问题，也没有回答论点怎样才正确深刻的问题。

人类对任何客观事物的认识，都只能有相对的正确性。一切论点的正确性都有它的界限，越出了这个界限就走向反面，变成谬误了。因而人类认识的一切成果，一切现成的观点都有待于深化。一个事物，哪怕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物，也都包含着内在和外在的矛盾，总是有它的正面和反面。比较科学的理论，包括事物的各个侧面，因而是全面的；科学理论反映事物的历史发展，因而是一个过程；历史的发展是永无终止的，因而，科学理论的发展也永无终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任何现成的、乃至权威的理论，都要保留质疑的余地。

认识任何事物，都不能先有一个现成的观点作为选择论据的标准。按这种现成的标准选择出来的论据，往往都是片面性的、绝对化的。从根本上来说，不应是先有论点后找论据；而应是先有正面的、反面的，必然的、偶然的，深刻的、现象的，历史的、现实的等等相互矛盾、错综复杂的材料。抽象思维的人物就是从中抽出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要求我们先全面地掌握材料，分析互相矛盾的各个侧面，按照研究的目的，找出它主导的方面，然后找到其不断转化的条件，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在自然科学中叫做假说，在社会科学中任何未经社会实践证明的也都属于假说。一切假说都有待于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反复地加以验证。如果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就被推翻；如果没有推翻，那就证明它有正确的成分。但是这种正确性往往只是相对的。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基本正确，但是在具体描述上仍有不足；牛顿的古典力学体系，到了相对论出现的时候，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人在认识过程中，要得到任何一个正确的观点都是几经历史性的曲折、永无止境的。因而，在验证的过程中，不管是符合初步结论的事例还是否定初步结论的事例，对于结论的确立、深化和完善都是极为珍贵的。

必须明确：理论的认识作用，主要并不在于对现成结论作证明，有时倒在于对现成结论作的具体分析，揭示出其中合理与不合理部分的矛盾。理论思维就是分析现成结论，对新结论进行探求。理论在验证过程中还有一种对已知事实和现象作深刻的理论性说明的作用。经过检验的理论还有一种预言的作用，它能指称未来的事实必然产生，以及为了防止和促进某种倾向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等等。这一切都不是证明和论证所能包含得了的。如果把理论思维的作用仅仅限于证明，人们必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探索真理的能力。满足于证明现成论点，必然使人变得庸碌。理论思维的可贵恰恰在于能无所畏惧地对权威和常识进行质疑，在常人深信不疑处提出问题，具体分析观点的是非，洞察现成认识成果的局限，把握将论题引向深入的症结，把理论引向新的高度。

提出论点，选择论据，组织论证的方法，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使用。例如，论点本身已经是社会公认的了，举例不过起一种具体“说明”的作用，论点是否真实，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入，不需要再加以讨论（初中的议论文命题作文大抵属于这一类）。但是，如果把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忘了，把这种方法当成唯一的方法，那就非常有害了。以为内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以不怀疑论点的真实性程度和限度为前提的。这在高中生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中时特别应该避免的。王力在《谈谈写论文》中这样说：

搞研究工作最忌的是现有结论，然后找例证，这是很有害的。……

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的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

问题就出在遇到不符合论点的论据时采取排斥态度。一排斥就不但失去了把论点进行具体分析，加以限制、发展、深入的机遇，而且是向论点的绝对化、片面性方向滑行。这不但在写作方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是歧途。

进行理论思维的首要条件，就是客观地、全面地，而不是主观地、片面地掌握材料（论据），决不能以是否符合个人的胃口作为取舍的前提。所谓“全面”，最简明的表述就是正面和反面，只有正面，或者只有反面，就是片面。

当然，人总有自己的倾向，免不了多少有点片面性，很难达到绝对的全面。正是因为这样，列宁才强调：“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掌握全面的材料是理论思维科学性的最根本保证。思想的片面性常常是从材料的片面性来的，而材料的片面性又使思想的片面性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无条件地用论证或证明的方法，就完全背离了科学性。所以列宁说：

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务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个别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学习议论文的任务，是培养人的分析和概括能力，以及抽象的表达能力。任何结论都不能依据现成的原理作简单的演绎。任何时候都不能从概念、原理出发，只能从客观多元的矛盾的全面性出发。归根结底，概念虽然能反映事物的深刻属性，但不能穷尽客观对象的一切属性。概念、论点、计划、方针都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只能迫近而不能穷尽地表现事物的实质。任何具体事物都有普遍原理所不嫩更包含的部分。正因为这样，在有了论点以后，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就集中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上。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前卫的解构主义的“活的灵魂”。任何科学的原理，任何权威的观点，对于事实来说都只能是相对的正确，都不可避免有“误差”，它们只能是对事物的内外部联系进行分析时的向导，而不是现成的结论。

正因为这样，在议论文写作训练中，批判“三要素”的形式逻辑的简单程虱，就有了重大的原则意义。拘泥于“三要素”的框框，往往使思维本该很活跃的青少年失去了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可能。

议论文的教学任务誓把学生培养成头脑清醒、思路灵活、胸襟开阔的人。如果对“三要素”论证的狭隘程式无限崇拜，就不但可能把学生而且可能把教师弄成思维贫乏的庸人。教育的任务之一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有创造性，忽略了这种能力的培养，人才就可能被扼杀。

议论文的“三要素”，最早来自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该书虽未有“三要素”之正式说法，但是讲了论题和判断、证据、证明法式，相当于今天的论点、论据、论证。陈望道先生的著作写于1922年，当时即使是用形式逻辑的规律来讲议论文，也有其开创性的功绩。时间过去了近百年，后辈不能只在原地踏步，应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二、具体分析的三个原则

 辩证逻辑的论证，不像形式逻辑的论证模式那样先有论点，然后选择论据组织论证。辩证逻辑的论证，只承认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在有限的局部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从总体上来说，辩证逻辑的论证所强调的，首先的对论点加以分析。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是复杂的，由多元的内外部矛盾构成的，而论点则往往是一个简单的论断，充其量也仅仅是多元中一元。其狭隘性在一些被视为民族智慧的结晶的格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知足常乐”，“笨鸟先飞”，“慢工出细活”，“大河有水小河满”等等。其实都是片面的，人就不能战胜天体运行的规律，在地壳漂移和释放能量的地震中，人是像蝼蚁一样渺小的；光是有志而事不成者比比皆是；知足了，不思进取，就不能常乐；笨鸟后飞更是常见；手工业产品比不上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效率和精确；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是把事情讲颠倒了，事实上大河都是从小河（支流）汇聚起来的，更科学的道理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立论要求明确，故往往概括一种简明的概念或者判断，而概念或判断越是鲜明，就容易简单化、片面化。片面性的反而是全面性，粗浅地说，就是正面和反面。立论的起码要求乃是全面。对于可能隐含着片面的论断，哪怕天经地义的、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的论点，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追随，而是要加以全面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论的基本理念就是：一切命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在一切命题背后都可以分析出反命题来。分析的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不提出问题，只能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论点。要提出问题，就要反思，从正面肯定到反面否定，冷峻地审视其间隐藏着的矛盾。

从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天经地义的权威，都要反思。有了反思，有了对立面，分析才有切入口。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得到普遍的赞叹，分析性思维拒绝被动地追随，而是向相反的方面联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这并不要求你知道这是出自晋傅玄《太子少傅箴》，原文为：“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李白“天生有才必有用”固然是千古名句，但李白的坎坷遭遇恰恰说明天才没有得到重用。

议论文教学理论，强调立论新颖，要有个性，要有突破，但大都变成了老生常谈，原因在于按“三要素”以论点为纲的理论，对共识性的、权威性的观点只能是无条件的盲从。而是要提出问题，揭示潜在的矛盾。就是备受瞩目的高考作文命题，在这方面也每每有误导。汶川地震那年，四川的题目是《坚强》，完全忽略了救灾不但须要意志坚定性，而且还要严密的科学性。2012年某省的作文题为：“手：伸出是温暖的服务，摊开是放飞的想象，张大是创造的力量，捧起是收获的快乐……”这四项提示具有同类的性质：都是奉献的、向上的、创造的、欢乐的。很明显，这样单向的诱导事实上成了透明的牢笼，学生只能作片面的、被动的追随，其实，只要有起码的反思，就不难发现，手字，在汉字中还有种种与之异质的联想：词汇中有“杀手”、“凶手”、“黑手”、“毒手”，成语里有“心狠手辣”、“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歇后语中有“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有了矛盾就可以对论点进行分析，就不难提出自己独立、新颖、突破性的见解了。为什么会有“出污泥而不染”和“近黑者黑”的矛盾呢？主体本身的条件就是决定性的了。同样为安禄山俘虏，王维接受了伪官，可以说是污染了，而杜甫却出逃了，可以说不染了。李白无疑是有天才的，他的才华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的丰碑，然而在政治理性和实践方面却一味空谈，即使进入到最高权力圈子，也是一事无成，最后又投错了门路，弄得身陷囹圄。这说明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天才，只能当个花瓶，连庸才的建树都没有。

从科学发展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从议论文来说，也就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议论能力。就不能不为陈腐观念所束缚，所蒙蔽。思想就活不起来。如对牛弹琴，历来的共识是讽刺牛的愚蠢的。典故出自汉朝的牟融的《理惑论》，一个叫做公明仪的人，对牛弹奏高雅的“清角之操”，而牛却兀自吃草，不为所动。牟融的结论是：“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要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立论，就要提出问题。这本来不一定绝对是讽刺的牛的，也蕴含着讽喻这个弹“清角之操”的高人雅士的，明知牛不可能有音乐感，为什么还傻傻地去对牛弹高雅的乐曲呢？又如《列子 天瑞》篇中有杞人忧天的故事（“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本来是讽刺性的：忧虑天掉下来，地坠下去，烦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完全是自寻烦恼，自我折磨的。上千年来没有一个人对之提出问题，日月星辰，挂在天上，有什么力量使得它们不掉下来？从天体物理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立论的生命不是对论点被动的追随，而是让论点在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深化中，对论点中包含的矛盾的分析，就是文章分析展开的过程。对于辩证逻辑来说，不存在永恒的无条件的限制，并且在时间地点条件变化时也发生变化：论点就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得以论证的。

对于理性来说，论证过程并不是寻找例证的过程，而是具体分析的过程。这种论证与形式逻辑很不相同，它不是对于论点的垂直的肯定，不是遵循观点与材料一致的要求去组织论证。相反，它追求的是矛盾。不管观点内部包含的矛盾，还是观点与材料之间的矛盾，乃至材料中存在的矛盾，都是这种论证所珍视的。

这种论证的规律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

它把提出问题、发现矛盾当成论证的开端，不像形式逻辑的论证那样追求观点与材料静态的统一，它追求的是论点与材料动态的统一。这种分析的过程，之所以叫做“具体分析”，就是因为它把重点放在每个环节的矛盾的丰富的特殊性上。

只在局部段落中运用形式逻辑、从肯定到肯定的垂直型论证结构，其总体常常是一种螺旋性的曲线，也就把否定和肯定多层次地交织起来的论证结构。例如，王蒙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提出中国作家队伍中非学者化的倾向影响了作家队伍的质量，应该把作家与学者统一起来，才能产生文化巨人式的大作家。王萌运用的主要是辩证逻辑的论证方法。他首先不是从肯定方面论证作家和学者的统一，而是从否定方面论证作家与学者的矛盾，指出作家和学者不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学历的当了作家（如高尔基），学富五车的教授则不但不会创作，而且往往不懂艺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人还互相隔膜，而且怀有偏见。

这个小论点，是用形式逻辑方法加以论证的，它与王蒙在文章中所要特别提出的恰恰相反。王蒙开宗明义提出这一点，是为了使自己真正要强调的论点不陷于绝对化，避免片面性，为了把文本的根本论点建立在全面性的基础上。自然，从行文技巧来说，这又是一种蓄势，一种欲扬先抑，为了使文章的思路变幻。

接着王蒙提出了问题的另一面，中国作家非学者化的倾向很要不得，开始了另一个方面的分析。在这里所强调的与前面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同样一个例子，这时揭示出不同的侧面——高尔基如果光有做面包伙计的能耐，而不在社会大学里读了比大学生更多的书，就不能成为作家了。在此基础上，王蒙引出新中国成立30年来作家文化水平有下降的趋势，因而产生了不了文化巨人式的作家。光靠经验和机智，轻视学问基础，成就就不能不有限。

（一）具体分析的论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全面性原则

 所谓全面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正反两面。通过分析矛盾，就避免了形式逻辑论证对论点不加分析、不加限制，不讲条件的片面性。

分析矛盾，还只是思想方法，议论性文体的论证应该包括表述的和展开的特殊性。例如学术论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很大的力气梳理问题史。杂文要有论辩性、曲折性，因而此类较复杂的论证在分析矛盾以后，还要将前人已经研究过、讨论过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逐一与自己的论证加以对照。凡前人所考虑过研究过的问题，都要重新考虑过，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要尽可能批判地审查过。这样的全面性才是充分的、站在历史高度上的全面性。上面谈到王蒙已经得出作家队伍应改变目前非学者化的倾向，才能产生文化巨人式的作家。这是一个新论点。

到那时它与过去论作家成才的理论成果不完全一致。以往的理论都是从思想、技巧、才华等方面去论述作家成才的。因而，王蒙接着论证了学问与思想、技巧、才华的关系。这样本来已经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地论述学问的积极作用了，可是王蒙还不满足，又从反面提出问题，一些消极的格调低下的现象正是学问不足的表现。最后王蒙还把前面提及的具体问题一一加以解释，包括预防对自己的某种误解也涉笔成趣地做了说明。这样的全面才是论文的全面性。

论文要求历史性突破，因而它不仅要在自己思路上作积极的进攻，而且在论敌的思想上作积极的防御。这样的全面性就不但是分析的全面性，而且是思路的周密性和论述方法的多样性。

全面不仅在矛盾两方面，而且是在矛盾的多方面。它要求把同一个问题放在不同的关系中去考虑。如果不是这样，光凭一点感想、一得之见、一点小聪明，是完不成论文的论证任务的。报刊上不少评论文章之所以不具学术性，缺乏科学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论证没有论文所要求的全面性。

（二）具体分析的论证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层次深化性原则

全面性并不等于面面俱到，不能不管各个方面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所处的地位如何，都一视同仁。这在表面上很全面，实质上可能导致表面性，其结果是把现象和深刻的矛盾、把主流和支流混同起来，导致论证的肤浅。肤浅的原因，往往从分类开始。例如，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培养写作兴趣》，文章一开头就提出要引导学生积累素材，激活素材。方法是：第一，关注生活，仔细观察；第二，丰富生活；第三，课文引路；第四，课外阅读。分门别类，写了许多，但是没有提出问题，比如让他关注生活，他也仔细观察了，可是到写作时，还是觉得没有东西可写。问题在哪里，没有提出来。接下去写丰富生活，带学生去设身处地，进入大自然。由此写出来的散文还是像流水账一样。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来，就转向了第三个方法，即课文引路。前面没有问题，课文怎么引路？因为有了障碍才需要引路，障碍没有说清楚，引路也就落空了。至于课外阅读，本来是要解决引起写作兴趣的，可是写到这里，作者似乎根本就忘记了。整篇文章各个点之间只有表面的并列，没有内在的逻辑层次。这就是所谓的“开中药铺”的现象罗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看来篇幅不小，但却是论证深化的障碍。辩证逻辑论证的全面性原则与深化性原则则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深化的原则就是把论点在具体分析中得出初步结论，然后不断提出新问题，对论点进行再分析，使论点在层次上深化，是一个反复不断的过程。在这方面，苏洵的《六国论》表现得最为典型。

针对世俗之见，认为六国之灭是战败于秦，他提出，恰恰相反，是不敢战而败。表面上六国是战而败，其实恰恰相反：“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在强敌面前，不敢战，总是割地求和，虽然得到一时的平安，但是，却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削弱了自己。“破灭之道也”，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文章的精彩，不仅仅在论点精辟，而且在于主动提出论敌有利的论据，然后加以分析，使之转化有利于自己的论点，从而深化自己的论点。

他提出的第一层深化是“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都割地求和的。苏洵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不求和的，因为别人求和了，失却了强大的同盟军。这就造成了奇怪的后果，对方奉送的和战获的相比达到“百倍”。

接着分析第二层深化：齐国并未向秦国割地求和，不也是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因为五国在被侵凌的时候，齐国见死不救，等到五国都垮台了，齐国也就不能自保了。

第三层深化是：燕赵两国敢于和秦国抗衡，最后不是也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小国屡屡战胜大国，这是确凿的事实。可惜的是，赵国把李牧将军诛杀了。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不是战而败，而是敢战的战略不能坚持（惜其用武而不终也）。大国灭亡得快，燕赵是小国，最后才灭亡，更说明敢战之败优于不敢战之败。

从三个层次驳斥了论敌，文章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光有破，没有立，文章毕竟不够饱满，最后，作者乘势直下，从正面必发展出自己的延申论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如果不是把物质财富拿来讨好侵略者，而是用在厚待人才，则秦人就吓得不吃不下饭，统一中国的就可能不是秦国了。

要抓住论点的实质，就要对论点进行多层次的分析。

（三）具体分析的论证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抽象上升为具体性原则

这里的具体，指的不是日常生活中感性的具体，惹事论点包含的内涵（规定性）。内涵（规定性）越丰富，越是具体：相反，内涵越是单一，就越是抽象。要抓住实质，就要具体分析论点所饱含的多个层次的内涵（规定性），防止笼统表面性性质代替之。你说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现实主义，你就得具体分析这种现实主义与恩格斯讲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具体内涵有什么具体差别，如果不具体分析这种差别，就犯了论证抽象的错误。

在上升为具体性论证过程中，对于论据的要求也有些特殊性。有时，它所分析的例子和观点并不以尖端、大量取胜，而是以最平常、最一般、最不起眼的例子取胜。正因为它是常见的、普遍的，因而并不需要大量的。有时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典型。在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中，从一粒沙子可以看到整个世界，而不需要一吨沙子；从一滴水可以看到大海，而不需要一担。这样的沙子越平常越没有个体的特殊性越好，越是处于矛盾的“纯粹状态”越好。社会科学也常用这种典型分析的方法，或者叫做“解剖麻雀”的方法。

自然，研究对象在数量上越是有限，要获得其普遍性所要求的抽象力越是高；其抽象的普遍性越是广泛，它所舍弃的特殊属性越是多。这样一来，概念可能越来越抽象，这一点似乎是与论证的具体原则背道而驰。但是，具体论证却能在这单一的纯粹对象和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分析，其实就是还原出越来越多的内涵，将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过程统统囊括进来。论点系统眼神、丰富，好像不是来自现实，而是由有限的单纯的运动中生发出来，正是在这生发的过程中，论证越来越具体了。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过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从一个看来贫乏的简单观点（商品）开始，通过提出问题，展开矛盾，层层推进，最终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

论证的具体性原则还意味着它的论据是具体的，在分析的过程中包含着感性材料，在得出结论以后又能对具体的现象给出科学的说明。具体性论证原则排斥抽象地在内涵贫乏的概念上打转转。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不接触具体实际，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一代又一代地熬白了头发，结果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灭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对手也是以经典的片言只语为不变的教条，最后为历史所抛弃。

真理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真理，也没有空洞的论断。抽象的论证都与真理无缘。在文学批评中，那种生硬的法官式的宣判和一棍打死的批评，就是因为缺乏具体分析而遭人生厌恶。

从写作方法上来说，要避免直接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要尽可能从作品的具体分析引出论点，在具体分析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规定性，最后得出一个内涵比较丰富而又比较统一的结论。这样，你的论证不是外加的，而是由客观对象中分析出来的。在论证过程中不但没有离开具体对象，相反是层层深入了对象。

在这种具体分析式的论证中，文章的结构也与形式逻辑的论证不同。它不是论点在前，论证、论据在后，而是先有一个内涵比较单纯的论点，然后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它，使其内涵不断扩展，层层深化，最后归纳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机构。

 三、议论文的结构：在具体分析中深化

 三要素的“理论”的缺陷还在于暗示着按论点、论据、论证的顺序展开，似乎是议论文唯一的结构模式。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从根本上说，结论不是思考的开始，而是分析的结果，是在正面证明、反面证伪的过程中得出的。经典议论文很少是先有结论，再加以论证的，而是先提出问题，再加层层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真理是个过程，具体分析、论证的过程比之结论更为重要。故《过秦论》上篇，结论只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则有占了文章90%的篇幅，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却毁在一芥草民之手；“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鲁迅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也一样。文章就抓住“自信”加以分析：第一，不断地揭示潜在的矛盾；第二，从正面到反面，矛盾是如何转化的。

原来我们相信地大物博，这应该是“自信”。但分析的结果不是自信，而是“信地”。后来，日本打进东三省，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这也不是“自信”，而是“他信”。这两个层次，把分析放在自信的“自”上，都不是信自己。然后提出近来的求神拜佛，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信”上，连“他信”都不如，而是自“欺”。鲁迅的分析严密、深刻，用的是关键词的具体分析方法，从肯定轻而易举地分析出反面。以上均属质的分析。鲁迅并未罢休，接着更进一步从量的方面进行分析。他说：这是公开的文字、表面的现象，“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也就是在量上占了“优势”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未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的结论是，“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如果鲁迅采取三要素的方法，先说我们中国存在着并未失掉自信力的人，举些例子，文章就没有分析的过程，也就没有活气了。

以层层具体分析达到结论，可以说是议论文活的灵魂。

 四、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分析故我在”

 其实，议论文教学的最高目标并不完全在作文，而在于做人。杰出的老师呼吁把学生教得像人一样活着。为什么有这样的呼吁呢？因为，不在少数的学生被弄得活得不像个人，没有形成自己思想的能力，满足于用自己的舌头讲别人的话。要活得像个人，就要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流行八股中解脱出来，对之进行反思、质疑，进行层层深入的具体分析。这可能就是西方哲人所说的“我思故我在” 。反过来说，我不思故我不在。通俗地说，我不会反思，就白活了，瞎活了。一所著名的大学念新闻系的课本中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便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一位将军觉得这是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封建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这位将军当然算是有独立之思想，有自由之精神。但这还不够，还要具体分析二者的反差。这一点鲁迅在《近代木刻小引》中倒是说过，“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集外集拾遗》）。

善于具体分析，不仅是作文的水平、为人的高度，而且是口语交际的素质。我们一些学者、企业家、官员在正规的国际会议上，离开了事先准备的讲话稿每每就失语，不能即兴应对。问题就出在不善现场随机具体分析，以自己超群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赫鲁晓夫随机应对的能力值得称赞。在一次大会上他正在揭露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纸条质问：“您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在权力核心，为什么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请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说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听此全场鼓掌！这从论证上说，属于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反例）转化为有利自己的证据（正例）的方法。能把这种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不管是前期准备有素的，还是即兴发挥的，都是思想的高度自由，也是生命的高度张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我思故我在”不但可以引申出“我不思故我不在”，而且可以引出“我反思故我在”、“我分析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