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情文体向议论文体的历史过渡

——2011年高考作文题目纵横谈

2011年高考作文题一出来，就遭到各种批评，《新京报》6月7日的社评认为“新意不足”，理由是“与现实相关的命题”“几近绝迹”，这可谓睁着眼睛说瞎话，明明与现实相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全国卷Ⅱ：代买彩票；新课标卷：中国崛起的特点；北京卷：中国队乒乓球包揽金牌；福建卷：袁隆平的梦想；陕西卷：中国的发展 ；天津卷：我生活的世界，浙江卷：我的时间（有关偶象：钱学森、袁隆平、刘翔、张艺谋等）在全国二十家命题中，有8家之多，占了40%，怎么能说“几近绝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荒谬的指责呢？原因很难说是作者的粗心大意，更明显出于一种狭隘观念，命题只能直接与社会感性现象有关，否则就是脱离现实，“了无新意”。其实，这种批评本身才是“了无新意”。所谓“与现实相关”，在作者心目中，限于“社会事务的参与或管理”。这不但比之往年的机械反映论更为狭隘，而且有词不达意之嫌。要求还没有走出校门的高中生，以“社会事务的参与或者管理”为文，不是强制闭门造车吗？什么叫做“与现实相关”？说穿了就是与时事相关，但是，学生凭什么去与时事相关呢？真正与现实相关，离得开学生主体正在成长发育的心灵吗？如果这一点没有多少疑问，那么河南省的卷的《长大》四川的《总有一种期待》，江苏的《拒绝平庸》，山东的《这个世界需要你》，甚至安徽卷的《时间在流逝》，不都是贴近现实的主体的触发点吗？

全面分析起来，今年的命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一如既往，比较适合抒情的，如山东卷《这世界需要你》，四川卷《总想有一种期待》，重庆卷《情有独钟》，江西卷《孟子“三乐”》。无可讳言，此类抒情题，在导向性与开放性的把握上，过于侧重导向性，个性化发挥空间甚小。命题水准落后于前些年。江西题虽为材料题，然而连主题都规定死了（孟子“三乐”，“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崇尚的人生之乐”。）所幸，此类平庸题所占比例不大。更多的，是第二类，抒情性与理性议论兼容，但是，更侧重于智性分析，如北京卷：中国乒乓球队在各类世界比赛中包揽冠军，题型的特点是提出荣誉与球艺发展的矛盾。天津卷：从望远镜、显微镜、反光镜、哈哈镜、三棱镜中选择两种镜，结合自己的感悟为文。立意的核心就是两种不同的效果之间差异，这和江苏作文题目《拒绝平庸》异曲同工，核心就是“不避平凡，不可平庸”的矛盾。事实上，这类题目，如果光是从抒情诗意方面着眼，是难以出格的，局限于抒情肯定缺乏竞争力，只有在内在对立中分析出转化的条件，主题才有可能深化。第三类则根本上是理性分析题，也就是说，最适合作议论文，很少抒情的用武之地。浙江卷：一代又一代的偶像，写进了种种励志读本，然而其成功很难复制，因为时间在变，万物在变，成功的赋予也在变。题目把矛盾揭示得很彻底，可惜的是，题目的文字太繁琐，特别是最后的“人生的真谛不在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认识自己，在合适的时间里做好该做的事”，简直是画蛇添足，主题本来应该由考生自主确立的，命题者却在越俎代庖。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理想的是上海卷：“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柯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 起了你怎样的思考？”题目的对立面很鲜明，在字面上，互不相容，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挑战性很强。在相反（过去和不会过去）到相成的转化（现在中就蕴含着过去）过程中。智性的发挥空间很大，大而至于自然史、民族史，小而至于一棵树苖的疤痕、童年心灵的梦想等等，正面和反面，都可能和当前外部的形态精神特征有因果关系。直接对立的素材，不但为智性分析提供了空间，而且有上升为哲理性的可能。当然，这样的题目，并不绝对排斥抒情，但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抒情的诗意将失去基础。有了哲理的基础，抒情也因而达到了情理交融的深度，如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所说：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在此类命题中，和上海卷在哲理意味上异曲同工的是辽宁卷：哲学家拿一个苹果给同学们看，说这是他刚从果园摘来的，你们闻到苹果香味了么？有的学生说闻到了。三个学生默不作声。哲学家拿着苹果转了转，一个学生说没闻到，一个摸了摸问：这是什么苹果？另一个说我感冒了。最后哲学家把苹果给大家传看，才知道是一个用蜡做的假苹果。这里涉及的是主观预期和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命题的重点显然是挑战考生在对立面（客观的假和主观感知的真）中寻求转化的能力。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广东卷的“回到原点”。应该说，在所有命题中，这个题目难度是最大的。“原点”可以是道路的起点，长河的源头，坐标的中心，事物的根本。看起来，指向性有点模糊。和上海题的“过去”、“不会过去”直接提供对立面不同，而是把“原点”的针对性隐藏起来了，“原点”所针对的是“当下”，“源”针对的是流，“起”针对的是终，“中心”针对的是边缘，“根本”针对的是枝蔓。把对立面还原出来，就不难分析展开论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题目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挑战相当严峻，缺乏思辨修养者，很可能写成强调 “不忘本”的片面抒情的文章。

如果允许我命名的话，这类题目可以叫做问题性命题。就提出问题而言，这种题型和托福、雅思的命题类似，甚至可以说与欧美命题的议论模式基本接轨：其特点是，把一对两难矛盾置于考生面前，迫使其作理性分析。此类命题在比之往年显著增加，实在不可忽视。更直截了当的是新课标卷：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的全球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世界首位。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和关注的呢？《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对中国网民调查，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要求以此为文。这是一道典型的智性（而不是感性）议论题，提供的素材，比之湖北卷的“旧书”那样单纯到单调的题目，丰富而且复杂，对于考生来说，在有限时间里，确立独特的命意和建构有序的思路，其困难不亚于某些数理化的难题，如果对时事、对国家的命运从未有相当的关切，没有足够的感性体验和理性的概括力，连破题都很难，更不要说将如此宏大素材凝聚为贯穿到底的主题。这样的题目，考的就是从感性上升为智性的议论能力，具体分析能力以及思路的驾驭能力。从形式来说，考察重点无疑侧重于对议论文体的自觉把握，抒情话语最多只能成为依附性的陪衬。

在三类作文题中，从数量到质量上比较突出的是议论性的题目，往年普遍得到称赞的题目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北京的符号》、《我要握紧你的手》、《一定要跨过这道坎》、《提篮春光看妈妈》，这类倾向于抒情的题目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这种变化似乎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着某种自觉，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好几个省份都在强调“文体明确”，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坚定的是福建省，毫不含糊地规定只能写成议论文或者记叙文。事实上，就命题的内涵而言，标准的记叙文得有完整的故事，很难有现成的素材，其结果是85%的考生选择了议论文。如果说2011年命题的新意的话，这就是新意，而且是带着历史转折性的，从以抒情审美为主向智性议论为主的过渡。《新京报》的社评对之视而不见，表面原因在于其线性思维：只要切近当前感性时事，就能卓尔成章、文质彬彬。这其实是对《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的全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对于作文来说还要加上“文”）三个层次的不理解。“知”是知觉，“情”是情感，二者并不是素质的全部，对于高中生来说，还有“意”，也就是意志、智性。从内心初感到情感，从情感到智性，这是个升华的过程，将这个过程，转化为有序的文章，不但是从被动反映到主动驾驭的过程，而且是对文体把握、征服、搏斗、创造的过程。文体并不是笼统的，其规律是因形式而分化的。就抒情文体和议论文体而言，一个属于情感范畴，一个属于理智范畴。抒情强调主观、感情追求强烈，逻辑可以极端甚至片面，这样才有诗意；而议论则强调客观，贵在冷峻、追求全面，这样才有深度。

近年来第一线老师普遍反映，高中学生不会写议论文，缺乏思想，内容苍白，多数沉溺于华丽文采之中。根本原因就在于误以为情感是唯一的价值，而不知使之上升为理智，达到情理交融才是更高的层次。

近一两年来，有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作为教学指挥棒的高考作文应该强调议论文体，以免这种萎靡浮华的文风泛滥，对青少年的智性创造力造成损害。就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考会把这样的作文当作优秀作文。2011年命题强调议论文的倾向，一方面是针对现状；另一方面也是与国际接轨，命题从抒情为主向议论文体过渡顺应着历史潮流。当然，这才刚刚开始。不足为奇的是，许多命题者并不自觉，暴露出诸多矛盾，就是坚定文体自觉的福建省，也未能免俗。福建省的作文材料是袁隆平的一段话：

我的工作让我常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使我有了个好身体……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梁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85%以上的考生选择了议论文，但是，规范的议论文凤毛麟角。这当然与平时缺乏议论文的训练有关，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命题。题干中袁隆平的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在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因而身体健康，第二部分，怀着美好的梦想。好身体和梦想是同质的，都是诗意的，袁隆平的胸怀把野外作业的艰辛，反复失败的痛苦，用抒情的话语升华为诗的想象，而梦想则更提高了审美的层次。前些年，高考命题的对立统一模式之所以普及，就是因为提供了具体分析的基础，可是这个命题却仅仅是抒情一个侧面，一般学生，很难把袁隆平的艰苦奋斗历尽风险还原出来，进行理性的分析。从写作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题目更适合写抒情散文，而命题实际上强调的是议论文体。题目内容与形式要求的矛盾，暴露了命题者自身的局限。显然，命题者并不真正明确，同样的素材，追求抒情诗意时，所遵循的逻辑可以是片面的，如“出污泥而不染”，可以尽情抒发诗意，而作议论文却要揭示潜在的矛盾，同时考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如，“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用以抒发“团结就是力量”时是生动的，但是作为议论文则显然不全面，要作理智的分析，就要联系到“三个和尚没水吃”。美国高考作文SAT评分标准中，有批判性思维原则。既是对学生素质（从感性抒情上升到理性批判）的要求，也是议论文的根本准则的规定。这就要求对一切公认的说法，包括谚语、格言，都要进行反思，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解构主义，其活的灵魂，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缘千里来相会”，是富有诗意的，但是，这是需要分析的，笼而统之是缺乏智性的，同时把“不是冤家不聚首”考虑进去，进行具体分析，才可能有理性的深度。“水滴石穿”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在特殊条件下会转化为反面，在溶洞中，水滴不但滴不穿石，相反会长出石笋来。一些老师教学生为文执着于“名言会萃，名人开会”，殊不知名人名言往往带着潜在的片面性，不加具体分析，都是死的，只有进行具体分析，加以批判，才能有生命，变成自己的主题。就是袁隆平的这段语录，也是须要具体分析的。科学研究的失败的风险和长期的挫折，与理想的实现和成功的自豪是对立的统一。袁氏以诗化的想象，把矛盾淡化到隐性层次，所遵循的是抒情逻辑。要写作议论文，就要把理想（梦想）的诗意和现实的艰难之间的矛盾还原出来，从而作理智的、全面的分析。

揭示此等命题的内涵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从全国来说，不但因其具有普遍性，而且因为有其严峻的迫切性。就我所知，2011年福建省考生议论文的水准，反倒不如2010年。原因在于，2010年的命题，提供了矛盾和转化的内涵，因而便于作理性的分析，而2011年却只提供了一个抒情的片面。

长期以来，高中生普遍不擅长写议论文，对议论文的基本规范缺乏起码的自觉把握。这固然与基础教育改革之初《语文课程标准》“淡化文体”有关，但是，课程标准的根本精神确实培养学生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共识挑战和质疑的能力。片面理解导致了实践的偏差，应运而生的则是一种被称为议论文不像议论文、记叙文不像记叙文的“四不像”文体。当然就文章不拘一格而言，“四不像”中也有创造，也有才气不可羁勒者，迹近于四方随笔（essay）者不在少数，并不能一概否认，但就高中的基本训练以及大学衔接而言，议论文的基本素养则是不可或缺的。此等素质上的欠缺，被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贴近中学生生活的额命题观念所遮蔽。实际上是拘于感性，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抒情、矫情泛滥，而伤心则从理性的分析中产生，是不能不超越感性的，思维干涸的顽症病根在此，更为严重的是，感性泛滥的应试体制的催化下，居然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模式。

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对此等现象深恶痛绝，称之为“文艺腔”（这个命名是否准确还有讨论的余地，一来，大量中学生毕竟连文艺腔都不会；二来，如果有相当独立的见解，则文艺腔不可一概抹杀人）。他所谓“文艺腔”实在具体有所指，在答《南方周末》记者时他指出：“有位老师说自己找了三个名人——季羡林、霍金、苏东坡，让考生背熟这三个人的名言，进过排列组合，可以应对15个不同的题目。”这其实还不够全面，有老师把这类套路归结为“名言荟萃，名人开会”。更内行的，将此归纳为公式，叫做“引、解、连、结”四部曲。“引”是引用名言或名人故事，“解”是解释名言和名人故事，“连”是联系实际（自己的或者社会的），“结”是篇末点题。这样的作文应试模式被广泛推广，无疑把考生变成作题机器。殊不知，所引名人名言是他人的，是死的，本该进行具体分析，与自己的经验和现实状况相结合，使之化为自己的、活生生的。只有这样，不管是抒情还是议论，才可能有自己的体悟，有独立的见解，形成个性化的话语，然而，既无分析亦无验证，华丽的名言称为空洞内容的豪华包装。

我曾经见过一篇此类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诗句“春天里不要做秋天的梦”，接着又引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这两句单独而言，都是相当精彩的，但是直接连在一起，却互相矛盾。第一句是主题句，从下文可知，是指中学生不要早恋，春天做秋天的梦，是不现实的。可是第二句，确实说春天已经很美好，和秋梦春做——不现实，逻辑上完全脱节。下文又引罗曼·罗兰的话“要向他人播撒阳关，首先要自己内心有阳关”，则又从自我转移到老师的修养。此等现象，实质乃是逻辑的断裂，在中学作文中比比皆是，原因均在于，对于名人名言缺乏逻辑的、理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贯通为统一的思路。正是因为这样，强调文体重点在议论文体，都离不开概念的、逻辑的严密贯通，对矛盾的具体分析。2011年许多省的高考作文命题注意到了这一点，是可喜的，基于此作回顾和前瞻，不能不说，这可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回过头来看《新京报》的所谓“现实相关论”的命题原则，其谬误昭然若揭。从观念来说，是机械唯物论和狭隘功利论；从方法来说，则是对从感性到理性，从思维到话语的曲折多层次转化的无知，这种线性思维，在哲学上，表现为对于情感到理性的飞跃一无所知；从文体来说，则是把感性抒情和理性抽象议论混为一谈，头脑如此糊涂，却哇啦哇啦大发议论，应该说是当前语文界普遍存在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