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那几天，被高中学生称为“黑色的七月”，这是绝对准确的。对于家长来说，这些日子不但是黑色的，而且是糟心的：哪一个家长没有在这种精神炼狱中忍受过煎熬？即使暂时没有应考的孩子的家庭也没有本钱幸灾乐祸，除非决心断子绝孙，为人父母者或迟或早都在劫难逃。十余载的焦虑，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督促，几乎都是为了这一天。若说中国的家长，为了这场考试，付出了半条老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孩子们的牺牲更大，整整一代人，没有童年和少年，青春的欢乐被考试的痛苦、打击、恐惧、焦虑所淹没，父母的爱心变成了残忍，温情脉脉的关注变成了猫对老鼠的监督，时间之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春节、暑假，孩子才往电视机前一坐，背后就有绝望的喊叫。

美国人最羡慕中国尊重父母、教师的伟大传统，听说中国人曾把教师、父母和天、地、皇帝一起加以崇拜，在“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面前焚香、顶礼，就感动得要命。这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固若金汤，在国家亡给异族时也没有瓦解，但是今日却为一纸考卷而消解了。人世间最亲密、最丰富、最纯洁的亲子之情、师生之情被歪曲成一种最简单、最粗暴、最干巴、最没有感情的功利：不管多么伟大的价值准则，都集中到一个焦点——分数上去，有多少爱就有多少苛刻和不近人情。母爱已经变质了，慈母有时比之严父更为严酷；什么师道尊严，什么有教无类，一切都是假的，在中国，只有考卷上的分数才是真的。它不但可以争得挤进大学门槛的权利，而且可以为教师争得荣誉，为学校提高名次，为校长垫高禄位的台阶，为父母赢得翘起的下巴迎接邻居仰望的目光。

人们可以不理睬领导的讲话、红头文件、毛主席语录、世界杯足球赛事，甚至股票行情，却不能对考卷上的标准答案、ABCD的选择掉以轻心。孩子的每一笔、每一画，都不但意味着前途，而且意味着金钱。一笔之误、一分之差可能导致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上亿家庭的命运都要由这张考卷来决定!

凝聚在这张考卷上的纵横交错的心灵电波，其间的血和泪、悲和愁的密码是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包括美国的军事间谍卫星，也绝对无法破译的。

然而，中国人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一张神圣的考卷，是义无反顾的：正是它，结束了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闹剧。那种在最圣洁的名义下向最龌龊的舞弊屈服的回忆一去不返。肮脏的人事勾结、特权的厚黑，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通行无阻，但是在这张考卷上却是“此路不通”。

1977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恢复，标志着平等竞争的开端。人们骄傲地想起：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代中坚就是从那时找到自我实现的坦途的。

然而，不过是20年的时间，好事和坏事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就在无情地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曾在上世纪60年代相当偏激地表示深恶痛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与正常难度的考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学生为敌的倾向，语文考卷最为突出，有些甚至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例如：有一道题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梅雨潭的绿》的，题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都选择了梅雨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梅雨潭边”。有一道题要求在许多元曲作家中选出元曲四大家，但是，这个问题连大学教授都说，在文献上有不同说法。长期如此，弄成了一个可悲的局面：中学教师辅导不了小学生，大学中文系教授做不好高考语文试题。据说，前几年，把高考语文考卷拿给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得到可怜巴巴的70多分。

这就不但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化作了疯狂。这样庄严的疯狂不能不越来越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忧虑。然而，身居高位、重权在握的人士，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呼声，充耳不闻。据说有一次全国考生及格率很低，有人用扣帽子的办法发出不满：难道我们新时期中学生的水平就那么低?没有想到上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只扔过来一句冷冰冰的话：我就没有打算让多少人及格!还有更为傲慢的：高考是一场淘汰制，不这样，你说，如何淘汰？这无异说，尊口免开。呜呼，坐在考试中心办公室的交椅上并不是很大的政治家，但是对付下面的一件却有大政治家威重泰山的风度。

到了1998年春夏之交，这种人神共愤的考试引起的不满突然爆发了出来。从《北京文学》到《文艺报》，从《文汇报》到《羊城晚报》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声讨。最有气魄的是《羊城晚报》，一连一个星期，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表示对于语文考卷的愤慨。第一天是《语文考卷，误尽天下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试卷的刁钻、恶毒、阴险、愚昧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消息灵通的读者后来知道，大众传媒从国家教委新任领导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大风吹到了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几顶乌纱帽上，当年的高考语文卷子就有了微调：取消了一些刁难怪恶的选择题，但是，距离真正的改革还很遥远。

为了让改革真正彻底，吾人不得不对考试本身进行原始要终的思考：

一切考试都意味着平等竞争。我国现行高考的特点是不断强化“理想化”的平等的程度不断升级。经过几年积累，不仅在落实考试制度上，而且在改卷的机制上，都在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而所谓“客观题”，也就是并不需要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这除了平等理想的追求以外，也有万不得已的苦衷。高考是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因而判题也必须是全国一致的公平性。目标是：让北京、上海、广州的教师和穷乡僻壤的，甚至天山、喜马拉雅山脚的教师都能按同样客观的标准评分，还要有一种操作的方便。这种操作性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论是水平多么低下，还是出于营私舞弊的意向，都难以使平等的准则走样。为了达到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幅员之内绝对平等，美国式的托福考试，那种ABCD的选择题就成为压倒一切的形式；而且结合中国国情，除了在单项选择中，设置更为恶毒的陷阱，还创造出新花样——不定项的多项选择，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于是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域中，闹出了许多笑话之后，有关人士还是执迷不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官僚，而且还在于他们对于考试的功能，在理论上陷入了迷误。

考试是一种人才选择机制，它被普遍地运用着，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准确，而是因为比较简便。从根本上来说，人才的选拔，最可靠的办法并不是考试，而是实践。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企业的董事长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遴选的；也绝不能设想，在一场战役进行之前，用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统帅。通常的做法是：在任命的过程中逐渐考核。这个方法本来最可靠，但是有致命的弱点：第一，在实践中考核花的时间太多；第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实践，缺乏现成的可比性；第三，考核者具有主观性；第四，结论只能在长期的实践以后得出，就算正确，也是事后诸葛亮。选拔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选拔高等学校的学生，需要客观的预测，需要现成的可比性。而要可比，就得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下进行。这是不现实的。而考试则以假定的可比性，代替了现实的可比性，用同样的题目，限制在同样的时间里，以同样的标准来评分，最后，把客观的结果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目前实行的百分制量化方法是全世界最为细致的一种，比之俄罗斯学校的五级记分制、美国学校的四级记分制表面上看要精确得多。但是，这真能成为我们自豪的本钱吗？号称精明的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傻瓜，难道就不懂得把人才分成一百个等级比分成四个或五个等级要精密得多吗？

道理很简单。第一，现实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拘一格的，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加以等级化的区分；第二，人不是物，其才能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根本不能用机械的标准加以量化。人的素质，就无法像称地瓜一样，锱铢必较。有谁能把汉高祖、项羽、韩信的才能用百分制计算出来呢？项羽、韩信打仗比刘邦强多了，但是，最后项羽失败了，韩信被刘邦捉住了。刘邦问韩信，你看看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倒是天才地做了量化说，大概是十万吧。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说了，既然你能带的兵比我多得多，为什么又被我抓住了呢？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也就是，不会打仗，但是很会用干部。如果要给这三个人打分，我想不要说古代军事家没有办法，就是当代的军事学院的教授，也无能为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数打得越细，就越是荒谬。

通过考试，给人的素质打分数，是一种不得已的假定。可现实却不能假定的，真的要假定，就不能不是荒谬的。如果红军不经过福建上杭和湖北红安，没有后来的革命实践，谁知道陈丕显能当上海市长，韩先楚能当将军？如果今天的军事学院要到这两个县里去招考，谁知道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小学教员是当将军、当政治局委员的料啊？

考卷是规格统一的，而人才是不拘一格的，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中国的圣贤在人才选拔方面费了几千年的脑筋，至今还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在人才最为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什么考试。最流行、最先进的方法是自我推荐，或者推销。孔夫子、孟夫子、韩非子、商鞅、李斯、苏秦、张仪，举凡大政治家、大学问家为了推销自己，不惜周游列国。当时信息流通不灵，不如此就不能像毛遂那样脱颖而出。但是这个方法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不能排除偶然性和自我吹嘘。光是他自己吹嘘，就相信他有经国济世之才，太危险了。汉朝就有一点改进，你一个人自己说了不算，要让大家来评议。这就是所谓推举良方正的办法，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举荐制，比之自我推销要严密得多。但是，走后门的问题来了。人情关系把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彻底地扼杀了。于是就产生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这种办法发展到最腐朽的时候，就干脆实行一种血统论，根据人的出身，把人分为三等九品。这就是有名的九品中正制。这当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到了隋朝，就来了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分科考试。这种公开、公平的考试制度，曾经被英国人学去，转化为文官考试制度。的确，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最为客观的了，在考卷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考试的规格化和人才不受通常规格限制的矛盾，被制度的表面公平所掩盖了。在实践过程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越出常规的，是书本上所没有的。人才的可贵就在于创造，而创造就意味着对于规格的突破。规格化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状元，除文天祥等少数人以外，都在政治上或者文学上没有太大的出息。不管是王安石，还是曹雪芹，不管是李白，还是林则徐，都不是状元。当规格化发展到极端，就产生了滑稽而野蛮的八股文程式。许多可笑的事就这样产生了，范进中举的喜剧，孔乙己的悲剧，不过是艺术家表现出来的一个片断而已。到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掀起的时候，科举考试就难免受到冲击了。即使变法失败了，后来科举还是给废除了。但是人才还是得选拔，因而考试并没有废除，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里，考试还是被赋予了更重大的意义。在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机构以外，又加上了一个考试院。据说，当初的设想是：连县长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任命。但是这个办法显然是空想。直到今天，孙中山没有解决的考试的程式化即僵化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就连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发出多次警告也无补于事。最后，导致毛泽东干脆把高考一塌刮子取消拉倒。

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实际上是汉朝的推举制度的延续，推举制度衍生的人情化的腐败则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人事信息发达的当代更加泛滥成灾。最后邓小平毅然取消了这种复古的产物，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全国统一高考。然而，这只是解决了竞争的平等参与问题，却没有解决考试规格化和人才不拘一格的矛盾。考生的平等期望更加集中在学业成绩上，高考的量化更进一步畸形地细化。比之美国托福考试更为刁钻、恶毒、愚昧的多项选择题型应运而生。本来，托福的选择题型是对付非英语民族考英语的需要而产生的，照搬过来考本民族的学生，本来就有一点可笑，至于把托福考试再拿来恶性繁化，就更滑稽了。这一点只要看看英国人考外国留学生的方法和德国人考非德语人士的方法不同于托福，就不难一目了然。

当然，不能过分地责怪我们的考试专家缺乏想象力，从客观上来说，也有情有可原之处。我们国家太大，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到一点主观的斟酌余地都不留，就必须把答案简化到只剩下最简明的ABCD这样的程度。考题的弹性越小，在全国范围内保证平等的竞争系数才越大，腐朽的人情关系的可乘之机也就越小。

但是，事情走向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反面。本来是极端客观的考题，造成了极端主观的不讲道理的专横。我们的高考机制对于改卷者的任意性有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但是对于出题者任意性却是完全的空白。

许多考题出得莫名其妙，答案武断到荒谬绝伦，弄得语文考试比之八股文还僵化。不但以学生为敌，而且以教师为敌。常常是当高考题目发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语文教师有把握说出答案。

一个中学生告诉我，市里的质量检测结束以后，一名很有威信的教师照例给学生讲解试题。他仗着自己资格老，懒得看标准答案，就一面讲一面问学生标准答案。学生用唱歌一样的声音作答。教师跟着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选择，而不是做另一种选择。机械重复使得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觉得太不过瘾，就故意朗诵错误的选择，而教师就牵强附会地说明它是如何的正确。等到调皮鬼学生说明真正的标准答案应该选择的是另一个时，教师又口若悬河地证明另一个答案的绝对正确性。全班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设置陷阱，连出题者自己也跌入陷阱。一旦出卷者自己陷入谬误，而这种谬误又很轻易地化为标准答案，全国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位重点中学的权威教师，在调进高等学校的那一年，他的公子面临高考。他应儿子之求，为之做语文卷子，结果被判为错误百出。这不像他当语文教研组长的时候，他有出题的权力，他就是标准答案。

高考试卷不但是一份考卷，而且是一根指挥棒。考试的猜谜性质迅速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去。这样，堂而皇之的语文课就充满了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充满了伤天害理的文字游戏。在等而下之的各种东施效颦的习题集的洪水冲击之下，语文教学就逐渐变成了应付恶作剧的黑色幽默。这不但贻误了青年，而且使教师的头脑僵化、智力退化。两代人的才智就在这样荒谬绝伦的考试中无形地消磨着。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改题者可能产生的腐朽上面，却忽略了出题者的任意性所产生的荒唐。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是在出题的任意性。减少虚假的客观性，增加考题的主观弹性，正是当务之急。增加了弹性虽然也可能增加了改题者人情腐朽的可乘之机，但是，从减少了出题者的专制程度方面，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更大的补偿。

这样说，并非完全出于空想，把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考卷和上海的考卷进行了对照以后，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在上海的语文考卷上，只有两种题型：一种是阅读理解，提供四篇文章（包括古文）的片段；还有一种就是作文，大作文和比较小型的作文，各一题。这就无声地回答了那些位高而权重人物的问题，不以刁难怪恶的选择题整学生，并非就意味着无法进行淘汰制的考试。上海之所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就是因为应考者的地区性质，考生的范围相对缩小。

这就给我们一点启示：考生的范围越小，考题的弹性就越大；相反，考生的范围越大，弹性限度就越小，越可能导致僵化。考试的范围如果缩小到不是面对全中国而是个别的人，刁钻古怪的多项选择题就完全失去了必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管录用什么人，最后都要来一个面试的缘故。到了面对面的时候，就彻底地从考试的规格化中解放出来了。

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各省自行命题的。事实证明，它并没有降低录取的水平，77级毕业生的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这是世所公认的。

如果我们思想再解放一些，能不能设想：让各学校命题，多项选择就不必那么古怪了，标准答案也就没有那么僵化了。有了什么争议，就由出题者（或者命题小组）机动处理。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事实上我们现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程就是这样考的。

可不可以用会考的方法来解决中学生入大学的竞争问题呢？这在台湾已经实行多年了。在德国，中学生只要通过一种叫做“阿比托”的考试，就意味着他可以申请进入他所选择的大学。如果该大学名额已满，他的成绩可以长期保留，直到他获得他所选择的大学同意接受他为止。如果再想远一点，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大学并没有全国统考，各校分别招考，不也培养出了像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那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吗？

现状和习惯把人的思想束缚得紧紧的，人们的眼光常常只能看到习惯了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德国人、英国人的考试方法，对于我们自己的考试传统，几乎视而不见。当我们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试题怪题整得落花流水、头晕眼花的时候，也许并不应该用太刻薄的语言去责备出题的人。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并不是疯子，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整人？是不是有什么力量在残酷地逼着他们身不由己呢？

当我们渴望着从高考试题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深入地设想一下：在多大程度上，这种残酷性来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局限，多大程度上又是来自当事者对于考试制度的盲目迷信呢？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在当前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平竞争的空想。

从相对的、地区性的公平性出发，从乃至单个学校范围内的公平性出发，表面上是缩小了公平性，而实际上却扩大了公平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等于西欧乃至南美许多国家之和的大国里，不顾实际情况，陷于无限公平的空想是绝对有害的。根本上改变高考命题的混乱，不能仅仅从试题本身改革，而且要从束缚着试题的高考体制出发，作更深层次的解剖。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让高考从全国大一统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进而把出题权下放到各级学校。

这不是对于未来的幻想，而是重提起过去的历史。我们如果有魄力付诸实施，除了危及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的一些先生们的饭碗，承担起为他们分流寻找出路以外，我想不但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损害，而且对于后代则无疑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