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另外一只眼睛”来展示一下对曹操的观察。为什么是“另一只眼睛”？第一，因为已经有很多眼睛看过曹操了，其中包括易中天先生最近看出来的曹操，很轰动，很精彩。但是，他所看到的曹操，是他的曹操。带上了易中天的色彩、易中天的价值观念。我眼中的曹操，和他眼中的曹操是不一样的。第二，为什么另外“一只眼”，而不是两只眼？这是因为，要看得清楚一点。君不见靶场上瞄准，两只眼全睁开，就休想打中靶心。一只眼闭起来，才能瞄得更准。第三，我声明，我跟易中天先生是朋友，我也很为他在《百家讲坛》创造了一个品牌，成为一个文化明星感到高兴；还很为他的智慧和他的感染力感到惊讶。原来他在我感觉中，并不见得多漂亮，在生活中，他有点老相，没有想到他上了电视，竟这么辉煌。老得很漂亮！。（众大笑）

他拥有很多“易迷”、粉丝，我很羡慕。不知不觉我自己也成为他的一个粉丝，这是令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粉丝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哪来我这么老的粉丝？（笑声）但是呢，反过来一想，能成为他的粉丝，就证明我还没老。（听众鼓掌）作为朋友，我分析他成功的原因，除了他的智慧、他的口才、他的幽默感以及学术造诣以外，还有个原因，就是他的勇气——他对权威性的、天经地义的说法表示质疑。这是科学的根本精神。

《三国演义》定本以来，几百年，经过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各种的读者的反复的考验，在它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文学作品、与日俱减地淘汰了，可《三国演义》却仍然辉煌地存在。对这个经典历久弥新的现象，大家觉得天经地义。但是易中天对之表示了怀疑，他说《三国演义》有问题，有许多混淆视听的地方，特别是对曹操的评价。他认为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他就出来做一点“还原”的工作，“以正视听”。他认为曹操被《三国演义》丑化了，造成了他品质恶劣，大花脸，奸贼的印象，实际上呢，历史上的曹操是个英雄；有人认为他是英雄里的另类，叫奸雄。他说，即使是奸雄，也是个“可爱的奸雄”。（ 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他这个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又觉得这并不是很新鲜的。《三国演义》对历史的虚构早就引起学者的不满。清朝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杂记》中提出来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有七分是实在的，三分是虚构的。他说得比较客气，在我看来，起码是五分是实的、五分是虚的；实的是某种骨架而已，血肉呢，是虚构的。说他“五骨五肉”是不是更准确些？，学者们感到，它造成了混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说它“虚词杂复，易滋混淆”，（《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35页。）很容易产生混乱。就是五四时期把白话小说抬上正宗地位的胡适，对《三国演义》也没有太大的好感。1922年，他为《三国演义》作序，说它“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因为它“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思想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这个说法和章学诚、鲁迅相反，嫌它“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389—341页）那就是虚构得还不够。

这三个大学者说法虽然有矛盾，但共同点是，并没有系统地去清理《三国演义》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如何系统地“歪曲”了《三国志》的。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比谁都先得到消息，就写了为曹操翻案的论文。那个翻案翻得很厉害。按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曹操最大的问题是镇压农民起义起家。郭沫若为他辩护，说是，他不是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而是把打散了的起义军的“精锐部分组织了起来”，本来这些农民军是破坏性很大的、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经他一收编，去屯田，既安定了国家，自己也有饭吃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奴隶制朝代。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沫若个说法，有点强词夺理。可他不满足，又写了“历史剧”《蔡文姬》。对曹操采取了歌颂的态度，有些地方今天看起来有点骇世惊俗，如第一幕就把曹操生活上写得很是艰苦朴素，一条被子让老婆补了又补。给人一种当时红色文学中的共产党员的感觉。（笑声）易中天最值得称赞的可能是，他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清理《三国志》作为正史、官方的、比较可靠的史料，跟《三国演义》的虚构之间的差异；曹操是在什么样一个广度上被《三国演义》“歪曲”了。这个可爱的奸雄，是如何被《三国演义》歪曲成一个可恶、政治品质恶劣、十恶不赦的“奸贼”的。

一  多疑是从美化转化为丑化的关键

易中天从哪里讲起呢？从曹操刚刚出道不久，就杀了对他亲厚的吕伯奢一家开始讲起。

易中天先生提出，历史上曹操杀吕伯奢这事是有争议的。《三国志》的原文是说：董卓专权，天下大乱。董卓看中了曹操，提拔他，给他封了官，叫“骁骑校尉”，但是曹操很清醒，拿准了董卓成不了气候，老子偏偏不买账；没有去就任，改变了姓名，溜掉了。溜到一个地方，给人家抓住，有人认出就是曹操。出于对这个“天下雄俊”的尊敬，就把他给放了。把曹操当成“天下雄俊”是孙盛的《杂记》里的话，可能是太夸张，《三国志》把它省略了。曹魏王朝自己的《魏书》说，曹操和几个死党到“故人”，老朋友吕伯奢家去。此人不在，五个儿子在家，想抓曹操。在马厩——大概是拉马，准备动手。他就先下手为强，把吕伯奢家几个人杀了。易中天先生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记载的话，曹操干的事也不是太坏，至少有防卫性质的。用今天的法律话语说，那是“防卫过当”――误伤。易中天说，魏国的史官对开国的“太祖”，对自家的老爷子的丑事难免要回护一番，打埋伏的可能性很大。易先生并没有回避与之相矛盾的历史资源。在裴松之的注解里，还保留了一些与不同的说法：《世语》里说，曹操逃出去了，经过吕伯奢家里，正好吕伯奢出行了，有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非常有礼貌，款待他。但是，曹操有点心虚，他想我是一个逃犯，你怎么这样来招待我，肯定有问题。他就先下手为强，把人家给杀了。这里就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了。（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4页。）请大家注意，曹操这个人，当时还是个好人，但有一个毛病：多疑。人家还没动手，他就想“你太热情了、太可疑。”按曹操的逻辑，你太热情了就可疑了，相反，如果你不热情，就不可疑。这就透露出作者对曹操的批判了。碰到曹操这种人，真是好人做不得，越好越倒霉；这个批评是很严酷的。另外一本书呢，《杂记》也说曹操杀人了，什么原因呢？吕伯奢的儿子好心招待他，他听到厨房里有食器声——锅碗瓢盆之类的响声。易中天就解释了，锅碗瓢盆之类的响声之中，可能还有刀的声音，究竟有没有刀，我们就不去追究了。反正是曹操这个人多疑，与其你下手，不如我下手。把人家给杀以后，发现搞错了，心里有点“凄怆”，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易中天解释说，曹操的意思是：现在我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了，别无选择。该出手时不出手，等到你出手，我就没命了。没办法，宁可我先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对不起我。易中天先生说，曹操还是有点自我排解、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但是，他还是有点“凄怆”，还不是天良丧尽，不是恶心透顶，还是有一点心理不安的吧，还是有一点点善心。虽然这点善心不能洗涮他的罪恶。

易中天说：可到了《三国演义》曹操就不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而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事情就大了，“宁我负人，勿人负我”是非常具体的，针对的范围是几口人。就事论事，没有说到其他的事。而“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则是事情的普遍化。不是这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情。这是他的人生观，生活的准则，从来如此，一贯如此，而且将来还如此，大言不惭，理直气壮。这事情就可怕得多了，这个人的品质就恶劣、歹毒多了。那就是个最大的奸贼了。（参阅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页。）易中天说，《三国演义》把曹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抹黑了。

易中天痛切地感到，文学艺术的力量是很大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历史著作的。它用历史的题材、历史的人物写小说，它的虚构和真实混为一谈，造成“虚虚实实”，或者半真半假。本来曹操的历史记载并不一致，有一点“扑朔迷离”。有了《三国演义》就更加的“暧昧”了，更加稀里糊涂了。他感到更大的忧虑是什么呢？人家都不是先看《三国志》，再看《三国演义》，有些人一辈子只看过《三国演义》，至死压根儿就没看过《三国志》，这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先入为主，到死也不知道曹操是个英雄，也不知道曹操是个可爱的奸雄。这是一个很令有历史知识的人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当然承认，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虽然不是事实，它的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文学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也能给人教益。他说，他要做的事情是，研究这种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种民间形象、文学形象那么流传究竟是什么道理？这话是非常对的。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品三国》，他前面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后面一件事，明明是假的，为什么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这个道理他始终没有真正地研究过。

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作为易中天的朋友，或者“粉丝”，应该做帮助易中天先生做一点事情。——我认为粉丝有两种，一种是一味地跟着崇拜对象跑，像追“超女”一样的疯个没有完。——第二种是奋发有为的，像易中天先生怀疑《三国演义》一样，怀疑易中天先生的一些说法。怀疑和挑战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嘛，这是很古典的话了。易先生是根据历史的精神来廓清《三国演义》的虚构的。历史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真实。历史是不能虚构的，真的，才有历史的科学价值，假的，就是造谣的，骗人的，就没有价值。《三国演义》中那么多假的、虚构的，对历史来说，无价值。但是，价值准则是很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有历史科学真的的价值，虚构的文学艺术也有它独立的价值。这就是艺术价值，或者说得有学问一点审美价值。《三国演义》虚构特别有天才，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中是天下第一。

此话怎讲？我从易中天分析的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开始说起。

易先生说，《三国演义》的虚构丑化了曹操，这个说法不完全对。《三国演义》的虚构，不仅仅是丑化曹操，而且还美化曹操。《三国演义》不但写曹操很清醒地拒绝了董卓的任命，还虚构了他在中央大员，为董卓专权，把皇帝当傀儡，一个个只是痛哭流涕，计无所出之时，他却哈哈大笑起来，主动提出自己去行刺董卓，借来一把宝刀，趁董卓睡觉，去干掉他。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单干，搞恐怖活动，绝对是个热血青年呐！（笑声）算得是个愤青吧？（大笑声）很可惜，他事前踩点不到家，没考虑到董卓的床，靠里面有面镜子，他一举刀，董卓就看到了，喝到：你干嘛？曹操很机智，就说：我得了一把宝刀，正要送给你。董卓可能反应迟钝，比较傻瓜：送给我？很好很好！曹就此得以脱身。可董卓事后一想，不对啊，他事前没有秉告，莫名其妙地送一把刀？他莫不是要杀我啊。和他的干儿子吕布一琢磨，醒悟过来了。在这之前董卓是非常相信曹操的，还送他一匹好马，曹操就骑上这匹马，溜出城门去了。董卓再派人去追，哪里还追得到？再去抓他家属，曹操早就把他家里人全部转移了。在这里，《三国演义》不仅仅没有丑化曹操，而且对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下，这是一个有理想，奋不顾身的热血青年，是个大大的义士啊！（反应活跃）

后来，曹操溜到陈留县给抓住了，县长叫陈宫，请记住这个名字。《三国演义》，又虚构了曹操在死亡面前面，大义凛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宣言：性曹的世食汉禄——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拿汉朝的薪水，现在国家如此危难，不想报国，与禽兽何异啊？也就是，不这样做，就不是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你们这帮小麻雀哪里知道我老鹰的志向啊！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是老天的不帮忙，我有死而已！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语来说，就是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老子横下一条心，今天就死在这了，完蛋就完蛋！”（笑声）。没有想到，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反而把审判他的陈宫给感动了。感动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虚构的，说：我这官也不当了！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不要了，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从文学手法来说，这叫做侧面描写，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做烘云托月，也就是写曹操，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的效果来表现。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

从艺术上来说呢？这样的虚构好在哪里？好在写他原来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后来却变成了坏人、小人、奸人。《三国演义》的了不起，就在于表现了其间转化的根源在这个人物的特殊的心理。这个好人，义士，心理上有个毛病：多疑。原来素材里也说他多疑了，“以为屠己”，光凭食器用声，把人家给杀了。那么《三国演义》虚构得为什么更精彩呢？他这个多疑不是一般的多疑，而是一种可怕的多疑，罪恶的多疑。人家热情招待我，我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他的动机，我跟他无亲无戚，他干嘛要这么热情呢？《三国演义》的精致，就在于加了一句话：听到里边在商量，要不要绑起来啊？这就增加了怀疑的程度。仍然不确定。绑什么呀？绑起来干什么啊，都不确定。而曹操却断定，肯定是要杀我了。这就揭示了曹操的心理的特点，根据极其薄弱，而结论却十分、非常、绝对地肯定。然后告诉陈宫，陈宫这个时候也蛮崇拜曹操的，可能是曹操的“粉丝”――“曹迷”（笑声），那就决定：干他娘的。两个人一下子杀了人家八口。杀到厨房里一看，糟糕！原来是绑了一头猪在那里，和曹操比，陈宫这个人的神经比较正常：糟糕！老曹啊，我们怀疑错了，杀错好人了。两个人就赶快溜。

以下的虚构就更为冷峻，更为深邃了。二人碰到吕伯奢骑着驴，驴鞍上有酒瓶，手里拿着素菜和水果：贤侄啊，怎么不在我家里待着，我叫家里杀猪款待你啊！这就更加证明曹操当时的怀疑好人的错误了。曹操瞎胡说了：我这避罪之人不敢在一个地方久留，赶快溜比较安全啊。吕伯奢走过去以后，曹操突然回过身来，说：吕老伯啊，你看那边，来了个什么人哪？吕伯奢一回头，曹操咔嚓一刀，把他给杀了。这时候陈宫就说了，刚才我们不知好人坏人，是误杀，现在知道自己杀错了人，现在杀人家好人，是“大不义也“！你要知道“义”在《三国演义》里是多么重要啊。为什么《三国演义》开头就是“桃园三结义”？一个人要是不义是要被人不齿的。曹操就怎么回答？《三国演义》就把文献资料上的“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个虚构，在艺术上是太精彩了。罗贯中虚构了曹操性格逻辑的转折点：多疑。正是这个心理要素：推动曹操从被防御，到主动杀人，从奋不顾身的义士，变成血腥的屠夫。罗贯中的深邃之处，不但在这里，而且在后来，每逢情节发展，这个多疑往往成为关键，成为曹操的性格核心。

怀疑之为怀疑，其特点是不确定，有多种可能性。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良好。有两种可能，一是善良，一是安了坏心眼。但是，曹操听到的是碗具声，作为怀疑的动因，更带有不确定性。就根据不确定的响动之声，就断定人家肯定要杀他。 曹操怀疑的特点是几个极点，1，根据极端薄弱，结论极端确定：2，确定对方有恶意，就不是一般的恶意（如告密之类），而是最极端的恶意。可以说，曹操的怀疑，是一种极恶疑。3，一般的疑，内在心理是不确定的，行动就更不确定。汉语里，有“犹疑”“迟疑”“狐疑不决”这类词汇，就说明，行动是迟缓的。但是，曹操的疑，带着迅速行动，果断出手的特点。其多疑逻辑是，由极疑变成极恶，由极恶变成了极凶，极血腥，所谓穷凶极恶，此之谓也。

第一，极恶的出手，就造成更恶的后果：明知是错杀了好人一家以后，不但不悔恨，反而把好心的家长吕伯奢本人也杀了。错杀了，野蛮了，血腥了，以更错，更野蛮，更血腥来保全自己。极端的多疑心理推动了连锁的罪行，构成了恶性循环逻辑。

第二，从误杀到有意杀人本来是极其丑恶的，是极其罪恶的。但是，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却成了公开的宣言的人生观，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坦然自得。罗贯中对曹操的批判，当然首先在不忠，但，不忠，不能引起后世读者的厌恶，但是，这样的不“义”，无耻，却令人颤栗。

第三，可以想象，在《三国演义》的写作过程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完全是神来之笔，灵感的突发。这种情况，只有艺术达到高度成熟的时候才会遇到。把一个复杂的人物的性格逻辑集中到一句话，概括为一句格言，成为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的简明纲领，又成为家喻户晓的日常话语，成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共同名称，这是高度艺术成就的极致，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所说的就是这个现象。《三国演义》的虚构的天才，重点不在连续错杀了好人，而在他杀错了人怎么感觉。这个杀人犯，有什么样的情感，有什么想法，这是历史所不一定要考究的，历史从理性的角度看，无非就是一个杀人狂。但是，艺术要探索的是他杀人时的体验。如果他是人，有起码人性，起码的良知。起码应该感到后悔、痛苦，这是人性的及格水平，但是，他没有。如果是偷偷的杀了人，没有忏悔，也就罢了。曹操是在自己的朋友陈宫面前，也不感到羞耻。

易中天引毛宗岗的点评说，他虽然是小人，但是心口如一。易中天的结论是：“大家都装作正人君子，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话，至少，曹操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一个‘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页。）把内心的黑暗公开讲了出来，做个公开的小人，总比口头上不讲，做起事情来，却和曹操一样，要好一点。我想，公开讲出来是为了忏悔是一回事，而公开出来，引以为自豪，则是退化到动物性的本能上去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恶棍逻辑，我已经无耻了，不要脸了，我不承认我是人了，你把我当坏人，把我当禽兽好了，当狗好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听众大笑、鼓掌。）

《三国演义》虚构的曹操的形象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揭示了他的性格逻辑：从极疑到极恶，从极恶、极耻到无耻，无耻到理直气壮。把无耻无畏的生命哲学做这样的概括，它把渗透在虚构的情节之中。

问题是，我们读《三国演义》》对这样一个人，寡廉鲜耻的人，恶人，坏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快感。赞叹这个艺术形象的精彩，一次阅读还可能留下终生的艺术享受的记忆。

《三国演义》通过曹操，把人类灵魂中最黑暗的东西暴露出来。但，《三国演义》并不认为这样的黑暗是极恶的人物才可能具有的，作者对人物洞察的深邃在于，他从一个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心灵深处，把这样的黑暗挖掘出来。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之所以变成一个血腥的小人，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由他心理毛病——多疑引发了他灵魂中最黑暗的东西，就是极恶、极丑、极耻，无耻无畏的大暴露。

这样的虚构艺术，真是伟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虚构的情节都是精彩的。伟大的虚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不伟大的虚构，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流传，多少戏剧家、说书人、小说家的反复修改、对虚构进行再虚构，经过多次脱胎换骨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伟大。

在《三国演义》定型以前，有过一些版本，在说书人中流传，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一种是《全相三国志评话》。这个版本里有好多虚构，看来很幼稚。比如说，《全相三国志平话》里讲到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命令，到孙权和周瑜那里去说服孙权、周瑜和根本没什么部队的刘备（只有一两万人吧）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就在会议厅里边，曹操的来使到了，带来一封信，叫孙权投降。这封信写得水平也是很低，根本没有曹操的水平。你拉拢人家投降也写得稍微客气一点，也要有点诱惑力嘛，这个曹操写的信怎么写呢？你赶快投降，孙权！你不投降，“无智无虑”，不管你脑袋聪明不聪明，悉皆斩首——如果不投降，我一来就不客气，通通的，死啦死啦的。（听众笑）孙权看了这封信，身为江东一霸、（他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明孝陵的边上，吴大帝墓），这样一个大帝啊，讨虏将军啊，看了这封水平很低的信，怎么样？居然吓得浑身流汗；流汗流多少呢？“衣湿数重”，把衣服都湿了几层，这要有多少汗啊！（听众笑）我看肯定还有些其它的液体排泄物了。（听众大笑）这时诸葛亮在场，要知道诸葛亮也是个使者啊，一个高级代表，在人家的会议厅上，诸葛亮有什么权力，没有啊，他要等待人家的决定。诸葛亮居然来了一个果断的行动，怎么样呢？居然就“结袍挽衣，提剑就阶，杀了来使。”这哪里像诸葛亮嘛。这样的虚构，这个诸葛亮完全是神经质了。（听众笑）哪里有《隆中对》中那样的战略眼光，“空城计”中，那种处变不惊的儒将风度？这样的虚构，后来《三国演义》写舌战群儒的时候，这一类的情节淘汰得无影无踪，这一类的虚构是水平太低了。

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虚构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它有个道理。有些差劲的文艺理论讲，情节是什么呢？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是人前苏联的季莫菲也夫的《文学作品的形式》中来的一种非常陈旧的“理论”，是非常“菜”的陈腐的“理论”。可惜至今中学甚至大学的文学理论中，还是这样讲。其实，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早就说过，顺时间叙述，只是故事，而不是情节。（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75－76页。）只有在故事中，包含着因果关系，才是情节，例如，国王死了，皇后不久以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皇后因为悲伤过度而死。这就是情节了。其实，福斯特的因果说，还不够深刻。关键在于这个因果有什么功能？什么样的因果是好的？什么样的因果是不精彩的？福斯特还是没有揭示。根据我的研究，好的因果，一般来说，是把主人公从正常的生活轨道里打出来，让他脱离正常的心理轨道，把埋藏在潜意识里的，连人物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暴露出来。好的情节的功能就是从生活的非常规发现心理的非常态。（ 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第397－408页）以曹操为例，原来被提拔，一般的常规是，感恩戴德。而他却去行刺提拔他的顶头上司，差一点暴露，赶紧溜号。这就是打出正常轨道的第一层次的心理。然后他到朋友家里，怀疑人家可能要杀自己，又把人家给杀了，第二次打出常轨，第二层次的心理，第三次打出生活轨道，在路上碰到好人的家长，然后他的心态的第三重不正常的心态冒出来，又把好人给杀了。杀完了，朋友怪他，第四重的超出常规，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讲出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是第四的内心奥秘。原来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却变成了极坏的、极恶的、极无耻的、无耻而无畏的心理黑暗的小人。

所以说，要会欣赏这个虚构，一般的虚构我们留不下什么印象；可这样的虚构，我们就被震撼了。

所以说，《三国演义》最后的执笔者如果说是罗贯中的话，在曹操的虚构是中表现出了天才，他把英雄打出了常规，让他的心态出超出常态，揭示了他的心理深层的缺陷会造成这么大的罪恶，而且把他的心理缺陷造成的极大罪恶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成为他的人生观：成为这个人的一种哲学，一读，就像钉子一样钉在脑袋里。因为它深邃地概括了一种心灵黑暗的密码。

我搜过《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有24条与这句话相匹配的，都是形容人的行为和思想极端自私无耻的。这个坏人坏到这种程度，太可恶、太可恨、太可耻了。确实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另外一个人，比如周瑜也很成功，他也有一句话概括了他整个的生命，他的人生观，（听众齐说：既生瑜，何生亮？）。这也是虚构的。没有历史根据的。这太深刻了。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比我强，我就不活了。这多精彩呀！这个周瑜死了可能已经近两千年了，可是，他的这种妒忌，近距离的妒忌，他的这种对自己战友的妒忌，还活在我们心里啊。罗贯中，早在几百年前，就看穿了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在艺术达到这样高度生动又深邃概括力，是伟大成就的表现。如，京戏《大闹天宫》，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在《阿Q正传》中，“儿子打老子”，在西方文学中，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去死，这是个问题” 等等。

这个话正是曹操性格中，最大的震撼源。对于文学来说，同样是杀了好人，一个人杀了非常难过、痛苦，忏悔，羞耻，痛不欲生。无面目见人。这当然是恶的，但是，还不一定是的丑的，因为有羞耻之心，就是还有人的感觉。如陀斯退也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退尔尼可夫，他为检验一下自己，能不能忍受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痛苦。结果就是受不了，就去自首了。就而另外一个人，杀了好人，没有痛苦，没有后悔，没有惭愧，怡然自得，公开夸耀，大言不惭。为自己的果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感到挺滋润的，怪不错的。这两种人，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于丹解读《论语》，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道德理性，是善恶的问题。善的就是好人，君子，恶的是坏人，小人。是令人不齿的。论语曰：无耻之耻，是耻矣。孔子又说：“知恥近乎勇。”这样的人，无耻，不知耻，完全不是人。应该是十分可鄙的，可恨的，但是，我们品三国，却觉得，曹操虽然是个奸雄，但是，还觉得他可爱。我们读《三国演义》，很着迷。读得津津有味，对这样一个人，寡廉鲜耻的人，恶人，坏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快感。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科学讲究的是真和假，伦理价值讲的是，善和恶，文学艺术讲的是美和丑。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说，曹操这个艺术形象，不是真人，而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从伦理观念来说，曹操这个人物不是善人，而是恶人。但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说，曹操这个人物，却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的人，是一个不朽的审美形象。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丑恶的人物的内心，他的生存状态，他隐秘的自我感觉表现淋漓尽致。这样的人，不但是恶的，而且是丑的。我们说无私则无畏，在曹操那里则无耻则无畏。读者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就是惊异于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丑得很自豪、恶得很滋润。丑恶得没有丑恶的感觉，恶心得没有恶心的感觉，这叫做审丑、审恶。这不是曹操一个人偶然的、孤立的精神病态，而是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人，可以说是人性中的一种黑暗。在《三国演义》以前，甚至以后，还有没有一个作家把人性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邪恶表现得这样深邃。阅读曹操是集审美、审丑、审恶于一体的的一种体验，它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人性。

懂得了这一点，才可能理解曹操形象的三昧。但是光有这这一些，还不足以解释几百年来读者欣赏《三国演义》全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者的虚构，不同于一般的虚构，不是诗的想象和虚构，而是小说的虚构。

二  陈宫的眼睛在小说结构中的“错位”功能

《三国演义》的虚构的精彩，还在于他把一个本来与这个凶杀案八杆子打不着的人物，拉了进来，让陈宫原来非常崇拜曹操，说他和曹操生死与共，用陈宫的眼睛来看曹操，起初崇拜曹操，后来和曹操一起杀人，等到杀错人再杀人，两个人分化了，“错位”了。这就更有戏了，更有性格了，就有小说了，就有艺术了。这艺术还不够，陈宫就想，这个家伙原来以为他是好人，现在这么赖、这么菜，这么黑，我怎么能和他在一起？夜里起来的时候想把他杀了。陈宫转而一想，我当时跟他跑，是为了国家，现在我无缘无故把他给杀了，也是“不义”，我不干了。于是，陈宫溜掉了，跟他一刀两断。

陈宫后来去辅佐吕布，很有谋略。吕布这个家伙，打仗很行啊，刘关张三个人打他一个，只打个平手，但是他没有头脑，（听众：有勇无谋。）不但有勇无谋，而且言而无信。不讲信义。这在《三国演义》可是很严重的道德缺陷。陈宫很有谋略，他却不能听从良谋。吕布还有一个毛病，相信老婆。后来陈宫关键计策都没听，都由于听老婆的话，包括一个著名的小老婆貂婵。陈宫后来被捕。曹操很得意：你怎么样啊，那天跑掉了，现在又被抓住了！陈宫大义凛然：你明为汉相，实为汉贼！今天我被你抓住了，一死而已！曹操抓住了陈宫的心理弱点，他是个孝子，说：你死得倒轻松，那你老妈怎么办啊？陈宫也抓住曹操的心理弱点，他说：你现在提倡以孝治天下，你不会为难我的母亲。曹操居然被他打动了，把陈宫杀了，却很好地款待他的母亲，给他养老。

这里可以看出来，《三国演义》作者虚构的水平有多高啊！老是说人物要有个性，怎么才有呢？这里告诉你，让原来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件事情上分化，情趣、感觉、意志发生“错位”，势不两立。就像在一个美女面前，猪八戒和孙悟空的感觉一“错位”，就有个性了。你知错不改，俺就不跟你干了，从此以后势不两立，死在你手里也无所谓。“错位”的幅度就越大，艺术水平就越高。我觉得，我有责任来讲一讲陈宫这个人物在小说结构中的功能。

首先，让读者又用陈宫的眼睛来看他作恶。这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非常成熟的手法。一般的小说只是通过作者的眼光看人物，坏蛋，坏透了。光是这样，可能单调。除了作者鄙视他，又弄一个人来看他，构成双重视角的错位，这个视角，和作者不一样，原来非常尊敬他，情愿为他而放弃官职、身家性命逃亡，做他亡命天涯的战友。但是，看到他第二次把对他十分友善的人杀了以后，良心上就受不了。这个人物的功能，就是从崇敬到厌恶曹操的凶残。对这样的人物，我无以名之，暂且名之曰：“错位中介人物”，让这个人物和主角（一个或者多个）发生感觉的“错位”，发生冲突。这是《三国演义》作者驾驭得很熟练的艺术的法则（如在草船借箭中赤壁之战中让鲁肃夹在周瑜和诸葛亮当中）常常运用得很出神入化。

这种人物的“错位”结构，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想象、虚构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这种想象和虚构和古典诗歌的审美显示了极大的不同。在诗歌里，情人可以心心相印，生死不渝。而在小说作品中，情人、友人如果一直心心相印，生死不渝，就只有诗意，但却没有性格可言了，所以在成功的小说中，情人友人，不管原来多么情投意合，最后都是要发生分化，心心相错。两个人，各有各的感觉，即使是爱得昏天黑地，也要误会，闹矛盾，闹憋扭，对同一事物拉开感觉的距离，才有性格可言。《西游记》如此，《红楼梦》亦如此。林黛玉和贾宝玉，爱得要死，如果感情知觉没有分化，没有错位，没有误解，没有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就没有艺术生命了。而在《西游记》里，一直没有自己的感觉，一直不和朋友的感觉“错位”，随大流到底的沙和尚，就一直没有生命。照此推理，如果陈宫眼看曹操一错再错，一杀再杀，陈宫的感觉如果没有什么分化，一直和他一样，这个人物就浪费了。就像《西游记》中的沙僧了。陈宫之所以有生命，就是因为他很快从情投意合，到错位，拉开了情感的距离。陈宫从与曹操有了不同的逻辑起，就活起来了。相比起来，曹操身边许多谋士，如程昱、郭嘉、荀彧虽然有比之陈宫更高的智慧，出过许多好主意，但是，艺术上并不见得有多精彩，原因是这些人和曹操的直觉、想象、思绪没有和曹操发生严重的分化、错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么多人都是跑龙套的，纸人纸马，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陈宫。

当时的陈宫，是有血性的，他想过杀曹操，但是作者不让他杀成，为什么呢？是不是，杀了曹操，就没法安排后面的情节了，这是可以设想的。但是，我想，还有一个理由，是为了避免雷同。曹操多疑，一旦对人不满，就动刀子杀人；陈宫一旦厌恶曹操多疑，也杀人，就和他一样了，这样，是不是套路太简单了？《三国演义》里说，陈宫想，我追随他，是为了国家，如今如果杀了他，就不义了。这是不但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很艺术的。在《三国演义》里，知识分子，也就是谋士，都是要依附一个政治人物的，最高的原则 是从一而终。要改变主子是非常痛苦的事，内心挣扎是很曲折的。这是当时的一般老九一下子做不出来的。他一走了之，不但和曹操拉开了距离，而且和其它谋士撇开了距离。不要以为这是一点小技巧，其实是大艺术。我们当代不少的长篇小说（例如陈仲实的《白鹿原》的某些章节）至今还不懂这个几百年前就在普及了的规律。在他们笔下，许多同道人物，在同一场景中，感觉知觉，行为逻辑常常是永不“错位”的。人物，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一加一等于零，两人物还不如一个人物。

这是对小说艺术结构的天才创造，这正是表现了《三国演义》作者的情节虚构的精致。但是，《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价值，长期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以致一直有一种否定的倾向。当然，否定的往往是大师，易中天可以说是那些大师的追随者。

鲁迅就不太喜欢《三国演义》，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三国演义》里边主要人物写得不行，一个诸葛亮——“多智而近妖”（《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智慧太丰富了，太神奇了，连天气预报都超过中央电视台，（听众笑）还会借东风啊，今天都很难做到，人工降雨，炮打上去也许根本下不了雨，借风？到哪儿借？问谁借呀？你说说看，哥们儿！（听众大笑）但是，诸葛亮借得到。所以鲁迅说他“多智而近妖”。不是人，根本就是妖怪一个。鲁迅还说，刘备写得也不好，老是强调他是忠厚长者，实际上很虚伪。“长厚而似伪”（《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我就觉得写一个军阀头子很虚伪，这是成功啊，他完全是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嘛，他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又没有学过“三个代表”，他不如我们啊！（听众大笑）鲁迅就对它特别不感冒，但是鲁迅也不得不承认，《三国演义》里有一段特别精彩，是哪一段？“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三国演义》一共就三页：光是华容道就去掉一页，引文很长，几百字。华容道的情节也是虚构的，虚构得好，符合我刚才所讲的。诸葛亮原来安排各路人马去堵击曹操，去扩大战果的时候，所有人都分配了任务，就没有关公的。关公就不服气了：为什么没有我的事？诸葛亮就说：你干不了的。关公说：我怎么完不成？派我什么事？你到华容道去等曹操，把他抓来。关公想：这小事一段，残兵败将而已。诸葛亮说：立下军令状。关公说没问题。什么叫军令状？保证书、军事保证书。完成任务奖赏；完不成任务，咔嚓杀头。

结果你们都知道，等到曹操的残兵败将到了华容道，关公一声炮响带领部队出来：我奉丞相将令，在此等候多时！曹操的部队已经溃不成军了，人困马乏，泥泞中滚爬，根本不成其队形了。关羽要催动三军杀过去，可能就如话本小说中所写的一样，“如砍瓜切菜一般”。曹操这个“汉贼”啊，就手到擒来了。但是，关公这个人内心深处有一个毛病，他自己，在诸葛亮那里夸口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一看到曹操以后，也就是打出常规了，就突然冒出来了。曹操说，你饶我一码吧。我当年俘虏你的时候，待你不薄啊——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请皇帝封你一个官，叫“汉寿亭侯”，也就是在寿亭那个地方，可以坐收捐税，拿干薪。关公说，你对我的恩义，我已经报答过你了。白马坡前斩颜良、诛文丑，我就给你立功了，我们两清了。曹操说：固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你没报答我，你溜走的时候，过五关，斩了我六名大将，当时好多人要去追你，我让他们不要追，这点你没报。关公听了以后，长叹一声，因为他有个信条，有恩不报，就是“不义”。关公不能忍受人家说他“不义”，哪怕造成杀头的后果也无所谓。这就是关公灵魂深处的毛病，这个毛病，这是他的个性的核心，和曹操的多疑一样，在艺术上异曲同工。他觉得与其做个为刘备立功的不义之将，还不如做个光明磊落的义士，就长叹一声，马头一拨，曹操的残兵败将赶快溜，溜了一半，关公有点后悔，嗯的一声，吓得那些人屁滚尿流，感到糟糕了！关公看人家那些家伙一个个那个鸟样子，就算了，放走了。

这就最上乘的情节虚构。为什么呢？第一，把这个人物打出了常规，第二，把人物内心深处的奥秘，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让它自己暴露出来，关公就是这样一个只讲义气、没有原则的人，明明知道回去以后要杀头的，也还是要这么干。第三，让他和诸葛亮发生错位，又连带让诸葛亮和刘备发生心理的“错位”。回去诸葛亮假装发怒，推出去斩了，但是刘备不同意了，“我们当时桃园三结义，不能同时生，要同日死，你斩了他，我也难活了”算了算了。这是“错位”，而不是对立，不是冲突得不可开交，而是有拉开距离的一面，又有互相重合的一面。这才叫做“错位”。

《三国演义》中这样成功的情节设计比比皆是，例如，在诸葛亮与周瑜的生死搏斗之间，插入一个鲁肃，二重错位就变成了三重错位。

把话题拉回来，用错位作为准则，来分析曹操出逃前后的情节构成，才能洞察艺术家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