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抒情，突出理性分析

——2012年高考作文题评析

2012年高考作文题一揭晓，报刊网络的评论就纷至沓来。参与评论的人士除了中学语文界，还有培训托福考试的成功人士，连香港的大学教授都卷了进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把中国高考的命题与欧美进行对比，指出西方相关的作文题着重理性，特别是逻辑思维，不要求抒情。培训托福考试的成功人士还指出，欧美作文尤其是美国的SAT作文评分，并不在作者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而在于其论证是不是到位，特别看重其立论过程是否具有“批判性”。依照欧美这种标准来评价中国2012年的高考作文命题，把话说得特别尖锐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先生。他说：“跟香港比，内地的题目太文艺腔、太专，很多题目就算我身为中文系老师也无从下手！相比《忧与爱》、《手握一滴水》这类不知所云的选题，国外与高考水平相当且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考试作文，题目却有大不同。”除了崇尚理性思维，他把这种“不同”还概括为“告别抒情”。

许子东先生直接批评了两个省的命题，一个是江苏省的，原题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 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事迹里，就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忧患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罗曼.罗兰）。请以‘忧与爱’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虽然就总体来说，他对内地高考作文命题的评论并不全面，而且所谓“文艺腔”也不是他的首创而是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先生。就“文艺腔”而言，在我看来，似乎不能一概抹杀，这一点，在内地也颇有一些争论：第一，这涉及到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第二，教科书中文学作品所占比例悬殊。如果这一点可以暂且按下慢表，那么许子东先生的批评，确有研究的价值。

就许先生所占名批评的江苏命题而言，不能不说弱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自从基础教育改革以来，命题的原则就是把命题和主题作了清晰的区分，命题并不是主题，主题不能由命题提供，而是要学生自己确立的。能不能自主立意，已经成为考核学生语文素质的重要准则。其次，这几年来，诗化抒情的路子，已经逐渐向理性的议论过渡，理性命题占据优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正在与世界高考着重理性思维接轨。而江苏省的这个题目缺点在于，把主题作了明确的规定：“爱与忧”，这可能是出于作文励志性的考虑。把命题变成主题的强加，给人一种倒退到改革以前的感觉。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江苏省的题目，毕竟不同于改革以前那种强迫说谎（如“感受坚强”“毁树容易种树难”）的命题，因为题目提供的两个要素，即“爱”与“忧”，存在着差异，提供了在两者之间思考的空间。对于思辨能力比较优秀的学生而言，并不一定就只能抒情，也可能在爱与忧二者差异和统一中，发挥出自己的思考来。但是，这种思考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原因就在于，命题者把爱的内涵规定得太狭隘了，仅仅限于爱与忧之间。其实，爱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包含着多元的矛盾和错位，例如，爱是心心相印的，又是充满了隔膜的（像在《红楼梦》中）；爱是欢乐的，又是充满了痛楚的；爱是无私的，又是自私的；爱是无条件奉献的，又是霸权统治的，爱是天长地久的，又是瞬息万变的，爱得到呼应幸福的，爱转化为仇恨又是恐怖的。世界文学、历史为爱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内涵，江苏命题对爱理解的狭隘性在于：第一，把爱仅仅与忧联系在一起，显得很贫乏；第二，二者在逻辑上既并列关系，又非矛盾关系，勉强只能算是一种从属关系。许子东先生，说他这样的中文系的教授对之都“无从下手”，有情绪化之嫌，但是，命题要素在逻辑上不对称，不能说与许子东先生的恼火有相当的关系。

其实，这种倾向，或者说这种缺失，在全国命题中还不是最突出的，更为更明显的还有，重庆卷、辽宁卷、北京卷、全国大纲卷。特别是北京卷： 老工人长期在大山深处的独自巡路，得到经过的每一火车的鸣笛敬礼。这就把主题限定死了，从形式上看，也未提供任何内在的差异或者矛盾，推动考生作理性的思考，赞美、抒情是难度最小的思路。这正是许子东先生所要“告别”的。抒情倾向更为明显的是湖南卷。一只手的图画：“伸出是温暖的服务，摊开是放飞的想象，张大是创造的力量，捧起是收获的快乐…… ”“温暖”“放飞”“创造”“快乐”，题目提示的四项都是正面的、同质的，毫无理性分析、反思的空间，除了屈从这种单向的思路作肤浅的抒情以外，可以说是别无选择。

至于全国大纲卷，问题则不在抒情的暗示，而是题材本身就是片面的。 孩子帮助妈妈挑担，感到劳累，妈妈叫她把外衣脱了，鞋子脱了 重新挑担。一下子就觉得担子轻了。妈妈说：“你不是没能力挑这个担子，你是担心摔倒，弄脏衣服，注意力不集中。脱掉外衣和鞋袜，就甩掉了多余的顾虑。”题目提供了从难到易，从逆到顺的转化，但是，条件仅仅是“甩掉了多余的顾虑”。从艰巨到顺利，只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丢掉顾虑，这个道理，不但肤浅，而且片面。由于抒情的逻辑，是主观的，片面的（如“月是故乡明”，“情人眼里出西施”，“敝帚自珍”）这样的片面性最有利于抒情的发挥。顺应世界高考理性思维的潮流，就要告别抒情，但是，怎么告别呢，许多先生似乎没有深入思考下去。其实，就是告别片面性的抒情。

西方高考作文所强调“批判性思维”。批判什么呢？就是批判片面性，怎么批判呢？就是对文章的命题要进行反思。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繁重的劳动，力不胜任，只要丢掉顾虑，就能举重若轻吗？这是不是太天真了。反思就要从反面去提出问题，丢掉了顾虑还是挑不动的可能是不是仍然存在呢？丢掉了顾虑只是主观上集中了注意，从失败到成功的转化，条件是多种多样的，集中注意只是条件之一。我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引用过西方科学家波普尔的经典命题，要论证“一切天鹅是白的”不管举多少白天鹅的正面的例子都是无法证明的，相反，只要举出一只天鹅是黑的，就不但可能推翻“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而且可以说明并不是“一切天鹅都是白”肯定是正确的。这在自然科学中叫做证伪高于证明。举例不能证明，最多只能说明，反例证伪才能推动思想的深化和突破。我把这个通俗化，叫做“寻找黑天鹅”。  高中议论文有所谓议论文由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构成的说法：根据论点组织与之相符的事例就是论证。这对于初中生来说，可能有一定实用价值，因为在比较初级乃至复杂的议论中，论点与论据的脱离，并非多见。但是，到了高中阶段，还停留在这样的层次，文章的题旨就很难有新意，论证也就不可能深邃了。

理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也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的对象是矛盾，揭示矛盾是具体分析的前提。寻求反例，就是具体分析的切入点。对于一切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的命题、观念、格言，不仅要从正面寻找白天鹅，而且要从反面寻找黑天鹅。对许多中学语文老师来说，批判性思维听起来有点神秘，甚至是望而却步。我在上海听一位重点大学附中语文组长的课，我对他说：“优点很多，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批判性思维。”他愣了一下，回答说：“在中学课堂上不能讲批判性思维。”这使我很惊讶，同时很自谴，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重点大学附中的骨干老师都很蒙昧，这是我们这些大学教师，尤其是师范大学教师责任未尽的铁证，不能怪中学老师理论上腐朽，应该坦承都是我们这些大学老师作的孽。

其实，这样的道理并不深奥，在大学哲学课上，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常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前卫的解构主义的活的灵魂。西方高考作文，考的不是知识，而是研究、创造、突破的潜能，实际上就是从统一的现象中揭示矛盾，提出问题加以具体分析的素质。当然，要把这一点理解得到位，不要说我们中学老师，就是许子东先生也不见得。遇到具体的作文题，也很难说他是进行了具体分析的。这在许子东先生批评的四川题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四川题提供的是一首小诗：“手握一滴水 /一滴水里有阳光的谱系图 /有雪的过去和未来式 /有大陆架和沙漠 /有人的生命…… /我手握一滴水/ 就是握着一个世界 /但一个小小的意外，比如一个趔趄 /足以丢失这一切。”许子东先生也许以为这又是他要告别的讨厌的抒情了。殊不知，这里蕴含着多重矛盾：第一，一滴水之小和一个世界之大；第二，雪作为固体和水作为液体的转化(雪的过去和未来式)；第三，水的消失(沙漠)和隐藏(大陆架)；第四，无生物的水和生物界的最高形式工(人的生命)；第五，这一切说明水的伟大，但是又是很脆弱(一个趔趄 /足以丢失这一切)。这么多重的矛盾提供了多元的思维空间，考生的想象可能得到多方面展开，立意和思路就可能有多元的选择。在测试考生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方面，这样的考题和欧美的考题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但是，许子东先生为什么对之不屑一顾呢？

这就涉及到中西命题的模式的差异了。一些批评中国命题的人士心目中有一个标准的命题模式，那就是欧美的模式。其特点是直接以抽象的语言把问题、矛盾提出来。法国高中毕业会考2010年文科类的作文题是：对于真理（相）的追求是否可能没有利害关系？英国高中课程考试作文题目：“哲学只是提问而并不回答，为什么学习它？”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作文题目：“我们大家都以为出名带来幸福，似乎这是人们最向往的东西，我们相信不管以什么方法出名都是一种自我证明。但是，那些出了名的人士常常抱怨名气是一种可怕的负担。把出名当作成就，注定要付出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代价。（克拉考夫斯基语）是出名的人幸福还是不太出名的人更幸福？”

   从这里可以看出，欧美的考题是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提出二元对立的问题，并不提供标准答案，考生可以选择赞成其中之一，也可以在二者之中谋求折衷。从迫使考生独立思考来说，这样的命题和四川卷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四川卷的题型特点在于，首先，不是用理性抽象的话语直接提出问题，而是把多重矛盾隐含在感性形象之中；其次，不是单一的二元对立式的，而是多元交错的。从这一点来说，四川命题作为中国式新时期命题模式的代表，比之欧美的题目有更大的难度。这一点，就是新东方有关人士，在网上答记者问时，也是坦然承认的。

许子东先生之所以对这样的题目感到无从下手，可能就是习惯于直接的现成的两难推理的模式。但是，中国式的命题丰富了欧美的模式，增加了思考的元素，提高了难度，同时也强化了区别度的功能。这样的命题是近几年来命题实践的一个创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命题，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拿到世界上去，也足以列入优秀命题之列。凭心而论，它不但不应该轻浮地否定，而且应该分外加以珍惜的。

综观全国各省的优秀命题，最能代表近年成就的应该是一方面是弱化抒情性，强化批判理性，另一方面则又保留了一定的抒情性和审美诗性。四川命题并不是中国近年来创造的唯一的，与之相似的还有上海卷：“人们对自己心灵中闪过的微光，往往会将它舍弃，只因为这是自己的东西。而从天才的作品中，人们却认出了曾被自己舍弃的微光。 ”这里的矛盾是双重的，一是，微光和天才，二是轻视自己的重视的他人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带着很强的审美价值。这就给那些文字比较华彩的考生提供了用武之地。

当然，这几年，中国也有与欧美相近命题模式，如福建卷引用了冯骥才的话：“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看你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但是，中国似乎不太满足于欧美式朴素的甚至是日常的语言，往往采用名人的格言。这一点，在广东卷中表现得相当突出(由于篇幅所限，另文详述)。看来，回避直接把矛盾的对立面提供给考生，诱导考生自己从感性语言中直接归纳、总结，上升为抽象的理性，从统一的、诗性的、格言甚至故事中揭示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正在成为多数命题者不约而同的取向。中国式的命题，正在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目前的态势是，云蒸霞蔚，万涂竞萌，正处于优胜劣汰的过程之中。而反观欧美命题，则多少年的命题模式上似乎处于固定化（例如法国的哲学性考试是1808年拿破仑法典定下来的），是不是有点僵化了呢？这是很值得谨慎地思索的。

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