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至1957年，傅雷先生担任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仅两年间，他所撰写的提案、书面意见、大会发言、视察报告以及时评文章就多达30余篇。傅雷先生关心社会政治、关注政风文风，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社会流弊，并以理性、犀利的笔锋直言坦陈。
　　有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一生译著宏富，成就非凡。人们熟悉傅雷，更多是因为家喻户晓的“傅雷家书”，对傅雷先生的社会政治贡献后人提及甚少。
　　谈“八股”及其表现
　　1956年2月，傅雷先生写了《知识分子与八股》一文。这应该是傅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期间，参加各类会议、听取不同发言的有感而发。
　　文中说:“精简会议和精简发言的问题，使我联想到反对八股的问题。”既而他指出:“八股是顽疾，既不易根治，又常常要复发，还会传染、蔓延。”
　　傅雷先生接着说:“近年来，连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小部分害上了这个病:不但写文章多少带点八股气，平时说话也有所不免。”“只要听听学习小组里的政治讨论，教研小组以及大大小小会议中的报告或发言，恐怕谁都不能否认，毛主席声讨党八股的某些罪状，到今天还跟我们的言论分不开。”
　　傅雷先生列举了八股的种种表现。“有的人把当场听到的报告或传达，颠来倒去重复一番，加上几句歌颂的话，算是发表意见了。记忆力强一些的人再把政府的文告，学习文件中的纲领，鼓动性的口号，搜集一大堆，结合自己的业务凑些‘保证’、‘决心’、‘拥护’一类的字眼；好像说得有声有色，精彩非凡，其实只是一套不痛不痒，不着边际，说与不说都无关系的空话，好比大杂拌式的留声片，很难找出一言半语的真心话和个人的见解。”“为了加强论证，有关政策的文告与原则并非不可征引；为了表示感动，鼓动性的辞藻有时也是必需的。但总不能单靠这些来充数吧？”
　　论“八股”的根源
　　傅雷说:“旧小说里有两句套头，叫做‘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现在有些人却是无话亦长，有话更长；赔了时间，又费精神。”
　　傅雷先生认为，费时、伤神仅仅是“八股”的表面危害，重要的是会有反作用。他说:“以这种态度去参加会议，除了让听的人受罪之外，决不能发挥集思广益的作用；去做群众运动也只能造成反宣传的效果。”
　　“不仅语言文字有八股，做人做事的作风也有八股，正如鲁迅所说的‘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
　　文章中，傅雷先生对八股泛滥的根源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他说:“八股的病根，首先是思想懒惰:不对事实做科学的观察分析，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就只能掠拾别人的现成思想，来掩饰自己的空虚与贫弱。其次是由于感觉麻痹，对新事物缺乏好奇心，对事业缺少进取心，自然就没有兴致开动脑筋。最后也许还有点虚荣的成分。因为自己思想空虚，格外想装作充实，便有意无意地拿别人嘴里的漂亮字儿，当做华丽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
        “一个知识分子不善于思考，不勇于思考，感觉不灵敏，好奇心不强，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更谈不到钻研学问。何况思想懒惰与感觉麻痹还牵涉到遇事认真负责的问题，从而牵涉到人生观与世界观。”
治“八股”的药方
         对一部分害了八股病的知识分子，傅雷先生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开出药方。
        “要扑灭八股这个慢性的传染病，不能因为患病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中毒不深而轻易放过，并且还得挖挖这个病毒的思想根源。挖根和预防的办法最好是提高警惕，加强自我批评，再多读读毛主席反对党八股的文章。”
        在公共领域，尤其是在开会、发言、报告中，应该使用比日常生活用语更加精炼、更加有效的语言。傅雷先生短暂的政协委员生涯，正值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人们开始用“官腔”、“八股”来对待政治和公共生活，于是“假话”、“空话”、“大话”愈来愈严重，以至于“传染、蔓延”，最终污染了整个社会的公共语言环境。
        半个多世纪前，傅雷先生以其诤言，批判假、大、空的“八股”，并警醒大家“八股”之要害，绝不仅仅在于说话方式、语汇和风格等表面现象，更在于“八股”还会传染、蔓延。
        语言环境的变化与自然环境一样，公共话语的“八股”化蜕变，也是一步一步相互影响，逐渐累积而生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起不良作用的不仅仅是政治人物，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为官者热衷于大话炎炎、假话连篇，群众也应声附和、一片大好。
        既然大家都厌恶、痛恨“八股”和假、大、空，那么身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讲话为文不穿靴戴帽、不装腔作势，讲真话实话，以身作则、立言立德，实现政治、社会环境的诚实化和透明化，是知识分子应担当的一份社会责任。可以说，傅雷先生是此方面身体力行的典范。
        开门见山、直陈其事的文风
        傅雷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期间，不论其提案、意见书，还是发言稿、时评文章都是开门见山，直陈其事，一事一议，简洁明了。
        如：傅雷先生1955年12月提交的《关于音乐界》的书面意见。傅雷先生开篇直指当时我国音乐界症结之所在，指出“因为音乐是我们传统最薄弱、发展最迟、人才最寥落的一门，所以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最生疏的一门”，“这种领导不能了然于全国音乐界的内幕，和音乐界阵容的极端薄弱，是我国音乐界难于走上正轨的主要原因”，他指明”领导对一般性的音乐活动与音乐教育重视不够”。
        1956年2月，傅雷先生在给全国作协的书面意见《关于文艺创作与出版事业等问题》中，一开头便是:“一、对文艺创作放宽尺度问题。欲求创作繁荣，似非放宽尺寸不易收效……”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列席会议。会议期间，他与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谈了当时国内音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音乐研究及关于风气—道德—修养问题。在与周扬的谈话提纲中，傅雷明确指出:“现在缺乏对艺术的热爱，态度不够严肃，雇佣观点未去除”，“纯技术观点很普遍，政治学习流于形式，装幌子，未实际收效——孤立的音乐观点，不接触其它艺术——不接触传统，不接触新作品——轻视民族音乐，或敷衍了事对待——无民族自尊心”。
        1957年5月，傅雷在《文汇报》上发表《为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的文章。文中分析作者、读者、出版社、印刷厂、发行机构等的问题及相互矛盾，可谓材料翔实，论述清晰。所提出的“五项建议”，就在今天看来，无一不是有的放矢、环环紧扣、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