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23年出版　《自己的园地》（北京晨报社）至1945年出版　《立春以前》（太平书局），二十余年间周作人先后出版了二十多个散文集，文章满天下，成了可与乃兄鲁迅颉颃的新文学散文泰斗。作为后起的小说家、散文家，钱锺书对周作人散文显然并不陌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致散文家黄裳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裳兄文几：音问久疏，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信乃感谢黄裳赠他散文“新选”以及读后之乐，并非专谈周作人，只是顺便提到了黄受周散文的影响以及周散文的几个弱点。因系友人通信，点到而已，心照不宣，十分简略。但却也精当地表达了钱氏对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看法。信中赞誉黄文“深得苦茶庵法脉”，这也等于赞扬了周作人散文本身。已经构成了“法脉”，且被别人学到，这足见周作人散文之巨大成就与广泛影响。然而，钱锺书命意并不在此，他着重要指出的是苦茶庵散文“诸病”，即“骨董”、“葛藤”、“酸馅”，亦即黄氏散文避免或超越之处。
　　何谓“骨董”？何谓“葛藤”？何谓“酸馅”？钱锺书并未解释，因为他和黄裳甚为默契，彼此是无需解释的。但在我们“外人”，则必须结合阅读周氏散文的体会加以理解、验证。
　　所谓“骨董”，显然指周作人散文的“文抄公”倾向，即大量、大段抄引古书而言。周作人早期散文中并无此种倾向，倾向之形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周作人已成散文泰斗之后。既已成名，文章争发，且稿酬优厚，“洛阳纸贵”，他便有些放纵自己，动不动便大肆抄引古书，大掉书袋，被人称为“文抄公”了。据笔者统计，周作人此一倾向，开始于《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中的《清嘉录》。此文开头甚佳：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1878)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这个简要的开头之后，下面再补充介绍顾禄（字总之）的其他著作，如《颐养堂丛书》八种，《颐养堂诗钞》　六卷等也还不枝不蔓。由它们再回来介绍《清嘉录》也还甚有章法。文章至此，应该说甚为可读。然而，作者偏偏画蛇添足，来了一个《附记》，抄了明代谢在杭《五杂组》中两段话，破坏了文章的完整性。不是说《五杂组》的这两段话不好，而是说没必要再抄上去，以免使文章拖沓。周作人不仅抄了这两段话，又来了一个　《附录日本知言馆刻　〈清嘉录〉序》。此《序》甚长，几等于《清嘉录》一文之半。它再好，也不宜再附录了。没想到《附录》之后，又来了一个“案”，讲自己得到《清嘉录》的经过，大可不必。不料“案”后“又案”，抄了日人大洼天吉的《诗序》。啰里八梭，不堪卒读矣。
　　
二
　　也是《夜读抄》中的《江州笔谈》，较之《清嘉录》　有过之无不及。此文共十三自然段，除开头，结尾二段为周作人文章外，余皆引文。引文皆颇长，引文与引文之间，周作人以“卷上云”、“卷下又云”、“文云”、“又云”、“又云”……等衔接之。结果这篇《江州笔谈》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州”先生栖清山人王侃之“笔谈”，而非周作人先生的“笔谈”了。大概也有点不好意思，结尾自圆道：
　　此外还有好多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
　　用引用代替分析，这是中学生作文之一大忌。文章大家周先生焉能不知？但这样抄来抄去，十分省事，又有地方争相发表，何乐而不为？周作人是很讲究“事功”的，抄来抄去即拿去发表，且有高稿酬可拿，岂非“事功”可嘉乎？难怪当时有位先生说：“不久以前，南京一家小报，有一个好事者替知堂老人做了一笔抄书账，结论是：唯他抄书可得大价钱的稿费，不胜羡叹。”
　　如果仅仅一两篇《清嘉录》、《江州笔谈》之类，倒也无伤大雅，问题是周作人这种“文抄公”式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气候”，这就不能不引起文化界的物议了。是的，这并不影响周作人散文大家的地位，然而，总不能说是一种光彩吧？所以，三十年代当时对“文抄公”散文的批评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批评中有无钱锺书先生的声音，尚待考察。但他致黄裳信中的“骨董”一语，已经形象概括了他对“文抄公”批评的首肯。
　　所谓“葛藤”，自然与“文抄公”倾向关系密切，“抄”来“抄”去，自然缠绕不清，有如“葛藤”缠身了。周作人的有些并非“文抄公”的文章，甚至一些相当优秀的文章，也未尝没有这种“葛藤”缠绕。比如他的名篇《草木虫鱼》（收入《看云集》，1932年）便不无这种毛病。请看他写的“金鱼”：
　　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我所不喜欢的，依着不喜欢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儿狗，金鱼，鹦鹉。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不能不说，周作人的这个联想实在有点奇怪。除了红颜色之外，金鱼和新嫁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何况一是陆地上的人类，一是水中的玩物呢？周氏的联想不仅怪异，而且有些病态。新嫁娘的小脚诚然不美，但碍金鱼什么事？金鱼转动不灵活莫非和“小脚”的不灵活成了同类项吗？这显然太过迂曲。尤有甚者，金鱼的突出的大眼睛在周作人眼中也成了“残疾”，犹如驼背或大肿瘤。这些，大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的“葛藤”吧。
　　
三
　　所谓“酸馅”，是借用的食品概念。“馅”者，包子、水饺之类皮之所包也，亦即最吸引人之美味也。但一“酸”，则变质矣，不仅不再美味，甚至有了毒素，吃了便要得病了。钱氏并未（也不可能）具体指陈周作人散文中的“酸馅”，但我们如果细读他的散文，便不难感受到这种“酸馅”的存在。比如他给几位高足（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等）写的序跋便往往“越界”攻击他人，这种“走板”，正是一种“酸馅”。再比如1935年顷，他大谈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的文章，写来写去只是宣扬他的“中国必败论”，攻击这些民族英雄不是英雄，不值得学习，似乎卖国贼秦桧比他们还好。这恐怕就是臭不可闻的“酸馅”了。
　　毫无疑问，钱锺书先生的上述批评，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定论。事实上，对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不同意见是很多的。比如，已故舒芜先生就十分推崇周作人散文的“文抄公”倾向，他说：
　　（周作人）到了晚年，刊落浮华，枯淡瘦劲，而腴润自在其中，文境更高。……晚年“文抄公”，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而编辑、记者、散文家刘绪源先生正是舒芜先生的知音，他说：
　　（周作人）晚年怎样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后来也未必有来者的文体，即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即所谓“文抄公”的文体。……。这些“文抄公”之作，也许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超出其早期小品之上。（《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舒芜先生生前，无缘读到钱锺书致黄裳的上述意见，因为钱信发表于黄裳先生去世之后（2012年）。亲手编发这些信件的刘绪源先生，在这之前同样未必见到过这些信件。我们深望刘绪源先生在《解读周作人》的基础上，对钱锺书先生的论点做出自己的分析评价。如果在下对钱先生观点的理解有误，也深望得到绪源兄的指正。
　　至于黄裳先生本人，他也并非全部同意钱锺书先生的观点。他说：
　　他（钱锺书）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　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见《故人书简：钱钟书致黄裳》，《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2日）大概正因为黄裳也熟知周作人散文的那些“缺失”，他才把自己的“典范”定为鲁迅而非周作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