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背景介绍

 

1．《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写于1926年4月1日，最初发表在1926年4月12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续编》。

 

2．课文中写到的“三·一八惨案”是继“五卅惨案”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大屠杀，它的直接导火线是3月12日的大沽口事件。

 

1926年3月12日下午3时40分，为了帮助奉系军阀张作霖消灭冯玉祥统帅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日本海军第十五驱逐舰队的两艘驱逐舰，由旅顺驶入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并有奉舰四艘尾随。国民军发现这一情况，立即用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日舰不仅置之不理，而且用实弹向国民军炮台射击，打死国民军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士兵二人，打伤士兵八人。国民军守军自卫还击，使日方重伤一名，轻伤两名，日舰被迫退往塘沽。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3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限48小时以内答复，扬言若于3月18日（星期四）正午止，不得满足要求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见1926年3月17日《顺天时报》）。同一天日本公使还单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严惩国民军守军军官，并付五万元的赔偿费。

 

3月17日，日、英、美、意等各帝国主义军舰二十余艘麕集大沽口，驻扎在天津的外国军队也准备协同作战，摆出一副联合进攻中国的架势。

 

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悍然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党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立即展开了。3月17日下午，部分学校，团体代表到国务院请愿，执政府卫队竟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广大群众更加愤怒。3月18日上午10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由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书记李大钊等担任主席。大钊同志作了演说：“让我们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用我们过去一切斗争的经验，不分界限的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革命前驱者李大钊》，载《人物杂志》1951年5月号）。正午12时，大会结束。两千多群众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游行群众高唱《国民革命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李大钊同志手擎红旗，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女师大学生会主席刘和珍欣然前往，并担任指挥，女师大进步学生杨德群沿途散发传单，意气激昂。

 

下午1点左右，请愿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当时执政府一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执政府门前的府卫队，队员有的背着步枪，有的手持德国式手枪及大刀。执政府广场西口外军警当街林立，东口外近十条胡同处也有一排卫兵。

 

请愿群众推举五位代表,要求会见国务总理贾德耀,贾拒绝代表入见。请愿队伍正准备去吉兆胡同见段祺瑞时，执政府北边大门猛然涌出大刀队数百人,朝群众队伍任意砍杀。接着,执政府门前埋伏在各处的卫队，在警笛指挥下向群众射击。就这样,约半小时,卫队就发射了子弹一千多颗。同时卫队士兵还把守住府外东西栅门,看见逃奔群众,就用刺刀刺，用铁棒打。在这一惨案中,牺牲者达四十七人,受伤者达二百余人(其中学生占十分之七、八，而女生又占其中的十分之三、四)。在死难群众中，还有孕妇二人，五十多岁的老妇一人。史家胡同第二小学学生周正铭，年仅十三岁，也被打死。

 

3．3月18日下午，鲁迅先生正在西三条寓所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刚刚写完了三节，当有学生来报告卫队开炮屠杀群众，刘和珍也有遇害之列的噩耗时，先生愤怒的感情如火山岩浆般地迸发了出来。他感到“已不是什么写‘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必须起来进行战斗。因此，在这篇杂文的后六节中，鲁迅将“投枪”与“匕首”的锋芒直接指向段祺瑞军阀政府，他说：“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有少有的”“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鲁迅在文末特地注明了时间，并把三月十八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见《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61～62页。）

 

“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段祺瑞执政府，不仅血腥屠戮爱国人民，而且险恶地发布密令，通缉“乱党”，并将请愿者诬蔑为共产党“啸聚”的“暴徒”，将徒手请愿诬蔑为颠覆政府的“暴动”。用什么“正当防御”“互有死伤”“误伤”之类说法开脱罪责，并且找来“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当伪证，作为镇压爱国运动的借口，给无辜群众安排下可死之道。（见1926年3月20日《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更有一帮挂着“学者文人”招牌的论客，如“现代评论派”的买办文人陈源（陕西滢）之流，竟散播流言说什么当日参加请愿的群众是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劝告“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少参加或不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甚至在表同情的烟幕下诬蔑烈士的牺牲是受人“怂恿“，是中了共产党的苦肉计（《证明共产党苦肉计之一出》，载1926年3月24日《大晚报》）。

 

3月25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民隆重追悼刘和珍、杨德群烈士，鲁迅先生亲自参加了追悼活动。对烈士牺牲的悼念，对反动罪行的愤慨，对未来战斗的渴望，交织在鲁迅心中。4月1日，鲁迅饱蘸着血泪，用愠怒而悲愤的笔调，写出了《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感人至深的不朽的文章。

 

4．杨荫榆为何开除刘和珍等等：

 

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杨荫榆为何要开除刘和珍等六名学生，刘和珍为何又要“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又是如何支持学生的？对此课文注释和教参均未涉及。现将有关重要史料陈述于下。

 

上述问题肇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子师大风潮。1925年5月7日，北京各校学生为了不忘国耻并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和中山公园开会。北洋政府教育部恐得罪日本帝国主义，事前训令北京各校“不得放假”。时任北京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为了强行贯彻教育部的训令，便故意在5月7日这一天安排布置了一个讲演会，邀请校外“名人”演讲，其意图是把学生拖住在校内，使其不能参加北京各校学生的聚会。演讲会开始不久，学生便觉察了这个阴谋，遂当场轰走了杨荫榆。当日下午，恼羞成怒的杨荫榆便作出了开除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的决定，且撒谎说开除学生的决定已通过了文科主任。对杨荫榆这一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女师大学生予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刘和珍，就曾对后来在“三·一八”惨案中饮弹负伤的学友张静淑直陈己见“开除我不要紧，可是杨荫榆不走，学校就不能改进。”事情发生后，校园内群情激愤。鲁迅先生挺身而出，鼓励学生同杨荫榆之流展开“以牙还牙”的斗争，继而从5月12日始，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两次替女师大学生起草给教育部的“呈文”，强烈要求撤换杨荫榆，随后又联合六名教授，于5月27日在北京《京报》上公开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宣言”明确指出被杨荫榆开除的六名学生个个品学兼优，且掷地有声地发出质问：“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已故著名语言学家、时任女师大国文系代理系主任的黎锦熙先生（1978年病故），为了戳穿杨荫榆的谎言，澄清开除学生的事实真相，亦于5月31日散发了《致杨荫榆先生函》，黎先生在公开信中郑重声明，对于开除六名学生这件事，“事前是绝对的并未与闻”。正是在有良知的进步教师以及社会力量的声援之下，女师大学生驱除杨荫榆的斗争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是年11月，杨荫榆被撤职，教育总长章士钊亦被迫去职。

 

时隔五十二年，黎锦熙先生在其寓所会见了北师大的李燕杰先生。在那次会晤中，作为曾与鲁迅先生两度共事的黎先生，深情披露了鲁迅先生当年在女师大风潮中鲜为人知的动人事迹，事后李燕杰先生根据谈话记录，整理出《黎锦熙先生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见《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3期），遂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记念刘和珍君》的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

 

5．北洋军阀及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简介

 

（1）北洋军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政府命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为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窃据大总统地位，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出卖国家主权，压迫人民。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主要首领先后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各系军阀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1926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1927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1928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历时十七年的北洋军阀从此覆灭。

 

（2）皖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安徽籍军阀段祺瑞为首领。主要头目有徐树铮、卢永祥、张敬尧、倪嗣冲、陈树藩等。1916年袁世凯死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被直系军阀打败。1924年卢永祥又在江浙战争中被直系军阀齐燮元打败，皖系势力逐步消失。

 

（3）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先以直隶省（今河北省）籍军阀冯国璋、曹锟，后又以吴佩孚为首领。主要头目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孙传芳等。1920年直皖战争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先后打败皖系和奉系军阀，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充当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1926年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吴佩孚和孙传芳部先后被北伐军阀打垮，次年直系势力被消灭。

 

（4）奉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奉天（府治今辽宁沈阳）籍张作霖为首领。主要头目有吴俊升、张作相、张宗昌、杨宇霆等。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并不断率兵进入山海关内与其他军阀混战。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宣布加入南京国民党政府，奉军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

 

6．段祺瑞简介

 

段祺瑞（1865-1936）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赴德国学习军事。1896年随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第六镇统制、江北提督。1912年起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把持北京政府，成为皖系军阀的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卖中国主权，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后改为西北边防军），扩充皖系实力，并以武力同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1920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冯玉祥推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在此期间，召开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并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和法权会议，破坏反帝斗争。1926年北京各界人民集会、请愿，抗议帝国主义炮轰大沽口的暴行，他下令屠杀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蛰居天津租界。1933年被蒋介石迎居上海，后病死。

 

6．章士钊简介

 

章士钊（1881-1973）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编。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曾造成三一八惨案，所办《甲寅》周刊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1933年起在上海作律师。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解放战争后期，曾同江庸、颜惠庆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进解放区。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共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作有《柳文指要》等。

 

我们今天对章士钊的评价，应作全面分析。他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赴欧的勤工俭学的学生；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后，毅然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爱国民主义人士，他多次献言献策，直至上书毛泽东主席。1972年，92岁高龄的他，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以“探亲”为名亲赴香港，为祖国和统一大业而奔波。7月1日因病逝世。

 

二、关于杂文集《华盖集续编》

 

1925年至1926年，鲁迅的杂文创作出现了新的高峰，《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先后结集。

 

《华盖集》是鲁迅1925年经历“五四”运动与女师大学潮中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进行斗争的文字结集。作者将自己所感受到的“悲苦愤激”以及敌人对他的政治迫害比喻为交上了“华盖运”“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成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但鲁迅并不气馁，他回绝了好意的劝诫和恶意的嘲笑，呕心沥血。积极挥毫，其中烙印着“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华盖集·题记》）。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至于“书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华盖集》。然而年月终究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瞿秋白曾经对《华盖集》和《续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他的神经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身上，“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也说过：“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是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书信·致杨霁云》）

 

《续编》是作者1926年的“释愤抒情”之作，其中有关“三·一八惨案”的几篇是刺向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文人的利剑，尤具战斗性。

 

在长期的斗争中，鲁迅认识到对付反动统治者的凶残暴戾，我们必须转换斗争的方式。他在《杂感》中提出的“韧性的战术”，在《空谈》中倡导的“壕堑战”等都是战斗经验的深刻总结。

 

来源：人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