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是古代教育学萌芽地之一，我国的蒙学自古培养出许多闻名于世的文人。蒙学教材中虽有部分糟粕，但去除之后的精华仍值得我们当代的语文教材借鉴。本文通过将蒙学教材的特征和当代教材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来阐述蒙学教材中随时间迁移却仍有许多精粹能供当代语文教材借鉴。

关键词：蒙学  小学语文教材  借鉴

“新课标解读上明确指出：教材是教师为实现一定教学目标，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供学生选择和处理的、负载着知识信息的一切手段和材料。”①可见，在学校教育中，教材、教师、学生三者缺一不可，教材更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的桥梁，在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出现，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教材不仅是教师教学的依据，更是国家教育的凭借。相对于古代的蒙学教材，今天的小学语文教材种类繁多、印刷精美，但却走不出养成“语文大家”的困境。何为蒙学？“蒙学亦即启蒙之学,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问。”②有的蒙学教材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其积极功能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本文将从小学语文教材的演变及其特征、传统蒙学教材的演变及其特征，试论传统蒙学教材对当先小学语文教材的启示。

一、当代小学语文教材的特征

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中国特色的教材体制已经形成、教材构成日益立体化、乡土教材及校本教材迅速发展，而且形成了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教材的多样化发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快速有效的供应机制以及为质量不均衡的教学提供必要参考的中国经验。

经历了多次教育改革之后，从9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93年根据《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的突出特点:一是选文文质兼美,二是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三是能力训练具有很强的序列性和科学性。教材的课文围绕一个个训练目标组成教学单元,每个单元大体包括“导读”、“课例”、“读写例话”、“基础训练”四个部分。在“课例”中又由“预习”、“课文”、“思考练习”三部分组成。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2000年秋根据“新修订大纲”精神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在1993年小学语文教材体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使其内容和形式更为科学。这套教材是我国当代小学语文教材最理想的读本,也是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的高峰。它使我国的小学语文教材更成熟,更完善。

以2000年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在现代教育理念的启发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与能力的辩证关系，因而，现代的儿童教育不再停留在对事物的简单认知上，而是更强调对知识的运用即各种能力的发展，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所以，在小学语文教材中都努力加强对孩子各方面素质的培养，善于汲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小学语文教材鱼目混杂的现象，也反映出当代小学教材的盲目性和缺乏体系的特点。

首先，理论研究不够。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较有影响的理论，在我国，除叶圣陶围绕语文素质教育提出的关于语文教材的标准、性质、功能和归宿等一系列见解和主张，还有就是朱绍禹就是围绕着语文素质提出了有关语文教材的性质、标准、功能和文化等一系列见解和主张。除此之外，其它有一定影响的语文教材理论，基本上是国外专家的观点。这些理论虽能借鉴以促进我国语文教材的发展和改进，但总是不如本国自行发现的语文教材理论来的更加贴合本国的实际。为了提高我国教材质量，必须大力加强教材理论的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小学语文教材理论体系。

其次，较少考虑儿童的身心水平。目前的小学语文教材知识点繁杂，学生背负了很重的升学压力。此时的教材已很少能够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水平和能力，循序渐进地编写，而教师在教学方面，还是较多沿用讲授式方法教学，使学生学习语文倍感被动。学生对语文教材不感兴趣、不喜欢、不爱读，有的学生甚至对语文产生厌烦心理，如此以往，势必造成学生语文水平的下降、语文能力的欠缺。

第三，缺乏强大的教材编写队伍。在中国，目前影响最广的语文教材非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莫属，这是长期以来小学语文教材的统一性的结果，同时，这也造成了小学语文教材编者队伍的相对窄化。一旦实行教材多样化，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水平和数量的编者来为小学语文教材事业做贡献。

第四，缺乏应有的道德培养。小学语文教材中较少有涉及到道德培养的篇目。小学阶段的学生是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时期，若能在此时期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作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一个重点，则能使学生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水平，为其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做人奠基。

二、传统蒙学教材

第一、传统蒙学教材的演变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周秦至汉唐。”③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字书《史籀篇》，是周宣王时用来教学童识字的。秦代的蒙学教材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爱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这三种教材都是以识字写字为主的，是对《史籀篇》的发展。以史游所作《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教材出现，其中以周兴嗣作《千字文》流传最久远且广泛。唐代的蒙学教材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前编写，当代仍在使用，如《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当时新编写的：有抄写明言谚语，向学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封建教育的，以《太公家训》为代表；有将典故编成韵语，供学童识字和学习历史知识的《兔园策》和《蒙求》；有供学童讽诵的当代诗歌选本《文场秀句》；有供学童临时查阅的字书和常识问答，以《杂抄》和《俗务要名林》为代表；还有专供蒙童用的习字教材，其特点是：所有的字都是笔画少的常用字，编成语句，好记易写。

“第二阶段，宋至清中叶。”③这一时期，蒙学教材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注意伦理道德教育。蒙学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生活日用常识知识，识字教材更加适合汉字的特点，多数蒙学教材采用韵语体裁和对偶句式，内容上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特点和兴趣。宋代以后的蒙学教材，大体上可分为五类，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第一类，综合性的蒙学教材，以《三字经》为代表，此外，《百家姓》、《千字文》也属此类，统称“三、百、千”，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也最广。第二类，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以《理性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增广昔时贤文》等为代表。第三类，历史知识类蒙学教材，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小学》、《童训》、《少仪外传》等。第四类，诗歌的蒙学教材，有《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等，尤其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第五类，专讲成语故事、名物制度常识的蒙学教材，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此外，还有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内容多为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包括部分女子日常的内容。

“第三阶段，清中叶民国初年。”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原有蒙学教材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才有扩充蒙学教材的出现，除了改编和续编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还有《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等。另外，面对新式学堂所编教科书未能吸收和继承传统蒙学教材优秀遗产的现象，当时政府和许多文人都在尝试改革传统蒙学教材，使其在内容上、编排上更具有科学性。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1903年商务所编印了我国第一套小学用的最新教科书，这套书在教育界占势长达十年之久，其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传统蒙学教材的特征

蒙学教材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从应试的角度讲，对当代小学生语文等各个科目的学习很有帮助。从素质教育角度讲，做学生做人的品格、规范以及道德意识等方面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知识教学和道德培养紧密结合，具有较深的文化内涵。有些蒙学教材侧重知识教学，甚至重点在教识字，但也设法灌输一定的思想内容和道德要求。在道德教育内容的安排上,体现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原则；在道德教育方法的采用上,因人而异,因势利导,量力而行,留有余地。与道德的紧密结合，这也是蒙学教材为何能够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是这套教材蕴含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本源因素,是中华文化命脉所系。”④二，蒙学教材能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年龄结构、知识程度,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即“文道合一”。如《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又如《弟子规》:“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再如《增广贤文》：“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些兴趣盎然的内容，极易引发儿童爱读、乐读的积极性，在乐学中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道德品质等。

三，流传久远的蒙学教材多为社会名流和著名教育家、学问家亲自动手编写的。此举保证蒙学读物的高质量高水平，有助于提高蒙学读物的声誉和权威性，扩大其社会影响，且内容相对稳定，容易使社会、家长和学生们对蒙学教材建立起信任感。历史上，编写蒙学读物者，有不少高官，如李斯、赵高、胡毋敬、司马相如、史游、李长等，又有不少大学者，如扬雄、班固、蔡邕、束皙、周兴嗣等，更有许多教育家，如朱熹、吕祖谦都曾编撰过蒙学教材。流传久远而广泛的《三字经》出自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之手，其他蒙学教材也多出自当时有相当地位或学有成就的人之手。除此之外，蒙学教材的内容也会进行符合时宜的修订、增补和更新，如《三字经》曾经多次增补，还新编多种《三字经》；有《昔时贤文》，又有《增广昔时贤文》；有《女儿经》，又有《改良女儿经》。此举使蒙学教材的内容成为“活源”，更具有可读性。

四，注重学与用的联系。学习是为了应用,教材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便于学生的日常应用,教材才会有生命力。《急就篇》、《百家姓》等流传于世就在于其内容“泛施日用”、“便日用”。特别是杂字类的教材,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杂字课本从南北朝以后,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与其他课本一起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从蒙学教材发展的历史看,贴近生活,便于日用,这是蒙学教材编写的成功做法。

三、蒙学教材对当代小学语文教材借鉴的意义

第一，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和关键期，并依此编写教材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它的代表人物布鲁纳,他强调儿童认知结构的研究以及认知能力的发展,注重对知识结构的理解,提倡发现学习和早期教育。“他认为‘任何学科都能够以智育上是诚实的方式,有效地教给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他引证了心理学和生理学对人的学习潜力的研究来说明儿童学习的最佳期问题,指出如果忽视了学习的最佳期,很多学习将会很困难。”⑤中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系统的儿童心理学知识,但古代的教育家们有都着丰富的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思想。他们认为6到12岁的学童们，记忆力强，适宜多背诵名章名段，增加语文的积累；他们还根据学童们对教材内容、形式上的喜好，在编排上，多采用韵语、口诀、插图等，促进学童们对学习蒙学的兴趣。

小学语文教材也应该更加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和关键期，抓住各个时期要发展的主要语文能力，改革语文教材给人以枯燥、乏味之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合理安排语文教材的内容和难度，在“最近发展区”理念的指导下，为学生安排恰当的教育主题，创造促进其发展的最佳条件。促进学生的语文素养，增加学生的语文基础，学生们快乐地学习语文。

第二，教材内容应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古代蒙学教材的流传如此之长,除了编排形式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例如《幼学琼林》，其中包含的许多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让学生学习后迅速掌握历史典故、文字、语法和节气等知识。”⑥“《急就篇》、《百家姓》等流传于世就在于其内容‘泛施日用’、‘便日用’。”⑧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是间接经验，但我们不能否认直接经验在学生生活、成长中的作用与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教材在形式上符合儿童学习的心理,而且要注意教材在内容上要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实际相联系，让学生在课堂内学习课文，并且在教师的指导下，在课堂外实践课堂所学，掌握所学。这样,编写的教材才会有生命力,才会被儿童喜欢。

第三，重视道德的熏陶与培养

古代蒙学教材十分注重将学生的道德的培养。“在读书写字方面要求学生谨记：‘爱护书藉，敬惜纸字。’在做人方面，传统蒙学教材教育学生要成为好人，因为若不能成好人，即便是取得了功名利禄，那也只是犯罪害人的工具。”⑦古代蒙学教材还教导学生要“敬”且重“礼乐”。“敬”要从够尊敬自身做起，只有这样才能“敬”他人；自小崇尚“礼乐”则可以使学生“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许衡《小学大义》）。古人利用蒙学教材对孩童进行道德启蒙,其目的在于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

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应更加注重向古代蒙学寻求加强学生的德育之道，但我们并非复辟严苛的伦理道德规范，我们需要的是激活并巩固的是民族优良的道德规范。在小学这个为人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奠基的重要阶段，及时的道德教育能够为学生的未来铺平未来的道路。

第四，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完美统一

蒙学教材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几乎所有教材都是为了培养基本的识字、阅读和作文能力而编写的。蒙学教材的人文性则是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在培养学童识字、阅读和作文能力中的渗透。“例如《三字经》,以识字为主要目标,此外社会伦理、自然知识等目标都渗透在识字这个主要目标中；再如《幼学琼林》在大量成语中蕴含天文地理、岁律时令、文臣武职等33个方面的知识。”⑨也正是由于蒙学教材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完美统一，使得历代都产生了许多文人墨客，留下诸多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

 反观当代的小学语文教材，在重重的考试、升学压力之下，小学语文教材更注重的是语文的工具性，涵盖了大量的知识点，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是应试的技巧。这就要求我们在编辑小学语文教材时，要时刻谨记住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互结合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文章，或适时根据目标编写相关文章，以提高小学语文教材的质量与水平。

四、结语

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湖南岳麓书社编辑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教材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说：“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出版《传统蒙学丛书》，我极表赞成。因为这是一件有益于文化史研究的事情。”他又说：“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的确,传统蒙学教材在3000多年里积累的许多宝贵的经验,在现代教育矫枉过正的发展中,令人痛心地被忽视了，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学教材,不仅可以从中获得语文教材编写的启迪和借鉴,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我们不可以厚古薄今,但人为地割断历史和传统也是不足取的。因此，在编写与《语文课程标准》配套的小学语文教材的过程中,应借鉴古代蒙学教材编写的经验,力求将知识性、教育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最终实现“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① 、靳玉乐等主编：《新教材将会给教师带来些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页。

② 、王有英.“圣人之教”遍于乡野:蒙学读物中的教化[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

③ 、张静.从古代蒙学教材的演变看当代启蒙教育 [J].现代语文，2007，（10）